第1个回答 2012-03-13
关帝庙会 每年正月和农历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一日一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荆州花鼓 荆州花鼓戏作为一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一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一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一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一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
鼓盆歌 《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一，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一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一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
马山民歌 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著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一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嘚嘚调”、“叮口当调”、“哦嗬调”五大调和五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四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赶五句”、“穿五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公安说鼓子 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一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一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一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一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阵鼓，然后再起下一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一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二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三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一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
松滋说鼓子 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一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一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一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一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一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五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一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啰啰咚 “啰啰咚”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监利自古属江汉楚地，尚楚风，作楚声。“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间戏曲唱本为内容。属接力式的传声唱法，曲式结构具有复调音乐的特色和“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俗称“打和声”。“啰啰咚”的发音是监南地区的方言，处于西南官话和湘鄂方言的过渡地段，开口呼的音节占所有音节的一半。在民歌音调中监南和洪湖东，这是鄂中、鄂东南、湖南冻庭几种语言音调的汇合之处，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歌词的结构类型可分为：简单的一句子结构、较复杂的多段体结构。监利以第二种居多，这种结构形式，新颖别致，此起彼落，博采口语，妙趣横生。构成了“啰啰咚”歌词的艺术特色。“啰啰咚”在音乐上自由的节奏，悠长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区山歌风的特点：行一般以四、五度跳进为其特征；句法上构成先扬后抑的旋律线；上在高音区运用富于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监利文化历史环境中，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稻作劳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啰啰咚”曲调高亢悠扬，旋律抒展自由，有“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啰啰咚”是平原地区唯一的具有山歌特点的原生态民歌，运用大量的衬词衬腔，在调式调性及曲式结构上具有复调音乐特色，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荆河戏 荆河戏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荆州地方传统剧种。系以本地弹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优点融合而成。明代永乐二年(1404)，沙市已有荆河戏演出，时称“楚调”。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调《金钗》演出。晚清至民国年间，著名戏班有“三元班”、“泰寿班”。现今茶社、酒馆亦常有当地“围鼓”班子为群众清唱。荆河戏有南路、北路、子母调(南北反)三大腔调，板式有导板、三眼、原板、摇板、三流、平板、一流、慢二流、流水等，行当有生、旦、净、末四种，乐队分文场、武场。常用曲牌约150支，堂曲150支。荆河戏表演重做功，讲究“内外八块”。唱词及念白以荆州口语为基础，京白、苏白、川白夹杂其中。以武功戏见长，尤以各种姿态的“拗军马”、“抖壳子”最具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荆河戏是荆州及鄂西群众最喜欢的剧种，民谣称“汉腔偏是客帮重，调爱荆河本地哥”。荆河戏传统剧目极为丰富，保留下来的有“三杀”、“五图”、“十二山”以及《大回荆州》、《打黄盖》等500余本。研究荆河戏的兴衰对揭示戏曲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习俗，与人们的心理、文化需求的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声腔，音乐表演等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声腔，曲牌，锣鼓经，乐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译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戏曲音乐、声腔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滚灯舞 松滋滚灯舞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是我国花灯艺术中纸灯的一种，源于江浙一带，由于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传入湖北松滋。史籍灯节起于汉、隋、唐有群众观灯游乐活动，以后愈盛。八宝东岳乡民间艺人刘守玉的父亲刘鲁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滚灯形式为四邻乡亲们贺新年，讨吉利。新中国成立后，刘守玉把她父亲当年口授于她的滚灯舞传承讲授，使这一民间艺术流传至今。1978年，词曲经整理改编后，收入《湖北民间歌选》；1980年，选入《中国民间歌选》(上海出版发行)。滚灯舞以“拖、戏、晃、摆”为主体动律，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生动活泼、祥和喜庆。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团、圆、亮”的美好心愿。滚灯舞表演时，打击乐起着贯穿，烘托、连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五件击乐组成。鼓(冬)音色热烈、厚实；大锣(广)音色深厚，奔放；大钹(且)音色稳健，明快；马锣(得)音色开朗、活泼；小锣(太)，音色清脆、悦耳，合奏起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击乐音响体，独奏时又可充分显示击乐本身的特点和性能。“滚灯舞”是根据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闹花灯”玩“滚灯”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的，一般都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它具有民间习俗的传承特征。“滚灯舞”选自别具一格的松滋乡土击乐音响，特别是马锣起着指挥、协调作用，并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锣鼓点谱主要有：花锣、长锤、大小收头、乱锤、滚头子等，演奏时随舞蹈的变化而变化，时轻时重，快慢交替，节奏鲜明，气氛热烈，使整个舞蹈场面更富活力，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滚灯舞”舞蹈通过表演者采用“推、拖、戏、晃、摆”等动律，加之大小“圆场”，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的场面，因而极具审美特征。
挑担围鼓 “挑担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挑担围鼓”俗称“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进演奏的一种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先秦时期，古楚乐盛行，已八音俱备，凡重大庆典、祭祀、宴乐之举，必有鼓乐演奏。汉唐以来，荆州民间吹打乐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运用十分广泛，南北朝时期直至宋代，荆州民众于腊八日举行“驱傩”民俗活动时，“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人们敲锣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时期，泊于沙市长江码头的船只，有击鼓鸣锣开船的习俗。南北朝以来，沙市龙舟所用击节之乐器便为鼓、锣、马锣。入宋，“唐代俗乐，盛传民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荆南，曾从其都城江陵得精艺乐工32人纳入教坊乐部。明代荆州王府所用之乐曲及演奏方式，对“挑担围鼓”的影响极大。“挑担围鼓”演奏和乐曲一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分为荆楚民间音乐。清代，荆州城为将军府所在地，据“挑担围鼓”老艺人讲，过去荆州的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挑担围鼓”主要是在荆州市的中心城区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内各条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胜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担围鼓。市郊如：跃进村、张沟村、连心村、同心村、三板桥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种类主要分为上字调、六字调、正宫调及洋盘等几种类型。如表现曲调低回的“上字调”曲牌“大红袍”，表现曲调婉转的六字调曲牌“唢呐皮”，表现曲调高吭的正宫调曲牌“风夹雪”，以及洋盘曲牌“闹龙舟”等都是挑担围鼓曲牌的代表作。乐手们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曲牌进行演奏，如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工商庙会节日(布财神会、轩辕会、土地会)和民间喜庆礼仪(婚庆、寿诞)等多用正宫、六字、洋盘等曲牌。白喜事(丧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盘等曲牌。“挑担围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间形成基本形态流传至今，演奏曲目丰富，乐器独特，道具工艺精美，其保护、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
跳丧鼓 跳丧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丧鼓，唱孝歌，这种民间风俗几乎流行全国各地。旧时习俗，成年人死后要在家“停灵”三至七天；守灵时，不仅灵前要灯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请会唱孝歌的歌师击鼓唱歌，通宵达旦，彻夜不息。绝大多数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荆州及鄂西地区是又唱又跳，故名“跳丧鼓”。跳丧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灵堂内夜间进行。一般是在灵堂中央放一张方桌，俗称“歌台”，三名歌师中有一人坐在歌台旁边击鼓，鼓径二尺许；另二人则一手持铜钹、一手持竹筷在歌台前边边歌边跳。跳丧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动作。先由击鼓的歌师(一般是长者)击鼓三通，并高声“叫白”，念一些哀悼之词，表示丧歌开台。击钹的歌师则由歌台两边出场，想死者灵位弓身拱手，然后就开始按照鼓点节奏边击钹、边舞蹈。鼓声一停，舞步则止，跳舞的歌师就开始唱孝歌，击鼓歌师负责帮腔。唱完一段再跳一段，跳完一段又唱一段，循环反复，直至天明。在表演过程中，丧家要不时燃放鞭炮，烘托气氛。跳丧鼓唱和舞的节奏由鼓师掌握，唱则一拍一鼓，舞则一拍四鼓，舞师在舞蹈过程中要和着鼓点击钹。拿钹的方法很有讲究，一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紧铜钹上的绸带，再用拇指控制钹的发音，拇指与钹分开时击钹，声音清脆明亮，称为“明击”，拇指顶住钹敲击，声音沉闷，称为“闷击”。每段击乐有五小节。跳丧鼓的鼓师和舞师均为男性，舞蹈动作刚劲有力，主要舞步为“颤步”(俗称“一步三颤”)，其它的舞步还有“四大步”、“滚身子”、“吆耶嗬”、“风摆柳”等，这些动作均源于生产生活，如“扯萝卜”、“倒线耙子”等，也有模仿飞禽走兽的姿式，如“老鹰散翅”、“吊鹰掌”等。
第2个回答 2009-02-28
小时候只有过年才是最快乐的日子，经常会想为什么一年中快乐的日子如此短暂并且如此容易消失，能不能那些漫长而不快乐的日子都不过了，只过那几天行吗。或者能不能一年中都是如过年那样快乐的日子。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明白，日子要一天天地过下去的。只是在漫长的成长岁月中，我不认为成年人的智力就如他的身体一样越长越高大。
因为有一天，我发现，我们的节日太多了，一个接着一个象一群没有狂欢就无法生存的群体。只是，所有的节日中，真的就都能使我们如童年感受过年那样感受到快乐吗。
在这些快乐的节日当中，我只能理解这样几个节日，一个是中国的春节，一个是清明节，一个是端午节，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在我心目中无限地重要。春节，是万象更新的日子，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庆祝的年节交替的日子，包含了我们历史中众多的中华文化、快乐、信仰和对未来的期待；清明节是中国人与那些逝去了的祖先和亲人们沟通的节日，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节日既有物质现实意义，又有精神意义；还有一个是端午节，这是一个全体中国共同纪念一个诗人的节日，诗人啊，就冲这一点，我都因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们的民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是纪念一个诗人的节日。并且能够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在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中传递下来。要知道这段历史中，有多少一时得势的帝王、野心家、富豪想把自己的名字烙在历史当中啊。只是，无论是屠杀还是精神上的威慑，无论他们多么显赫多么威猛最后连一个节日都改变不了。想想吧，这样的民族多么值得骄傲。所有的节日中没有一个被大家认可的节日是纪念一个帝王，哪怕他是盛世的明君，但却有一个节日是纪念一个悲壮的诗人。
所有的暴力、权贵、屈辱都是暂时的，我们的血液里有祖先传承给我们的儒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只崇尚真正的智慧、觉悟、爱和儒雅。
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一个和月亮有关的节日，和千家万户渴望安宁、和睦、团圆有关的节日，是一个血脉和爱还有浪漫息息相关的节日。
国庆节，提醒我还有我的孩子们我们赖以生存的祖国需要我们的辛勤劳动还有勇敢和智慧，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这些节日成为我生命中最值得骄傲、快乐和自豪的节日。当然，在我的卧室、洗手间还有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的日历上，远不只这些节日。有很多很多，几乎隔几天就是一个节日，这些节日里，圣诞节很令我敬重，因为那是一个和信仰和爱有关的节日，只是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对这个节日只保持敬意，在理解上只能理解成西方的新年。和我们的元旦差不多。
有人会说，那西方的母亲节父亲节是很讲究孝道的呀，和东方文明异异曲同工之处，总该被认可吧，这一点我承认，只是我觉得西方这个玩意儿来的很浅薄。因为东方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蒙童必读的经典叫《弟子规》，开篇就是“圣人训，首孝悌”。
经典和节日是两个概念，从这一点上来看，东方来的更深刻，相比之下，西方的父亲节、母亲节不过是娱乐和儿戏。至于那些所谓的情人节、愚人节、西红柿节等等莫名其妙的节日在我看来全是垃圾。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