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4-24
一部《世说新语》就是一幅魏晋时期社会生活的卷轴，徐徐展开的是世族大家们举手投足间的风流雅致，言语交锋时的幽默智慧，为人处世里的标新立异。作为表现魏晋生活的样态专书，《世说新语》以其玄远冷峻、高简瑰奇的笔法，精致凝炼，生动隽永的语言书写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魏晋风流。本文试图通过对《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生活事件的描写进行归类，总结出魏晋名流们在气质、情感、行为上的相通之处，进而探析《世说新语》中魏晋风流的表现形式。
一，气质上的个性主义
标新立异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极好写照。作为“觉醒时代”的知识分子，魏晋的士人们注定要比其他时代的知识阶层来得更加敏感，也更加孤独。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的关注逐渐地改变了士族阶层的生活态度。而现实的残酷，人生的失意又无时无刻不在撩拨他们脆弱的神经。两下夹击的士人们时刻挣扎在“爱与痛的边缘”，游走在逃避与抗争之间。言谈举止在世人眼中显得荒诞不经，匪夷所思，表现出来的气质风神则放旷不羁，极具个性。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入我裈中？”镇日喝酒的刘伶很可能是魏晋时期酒量最大的人。他经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带一锄头跟在车后，说“死便埋我”。在喝酒已然致病后，仍以祭祀为名，骗的妻子为他置办酒肉，痛饮大醉。同样爱喝酒的张翰曾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这样的事情在《世说新语》中是不胜枚举的，从名流到皇帝，从成人到儿童，似乎都致力于为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新的标准。“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何常之有！整个魏晋时代都是一个不合常理的时代，鲁迅在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曾指出“他们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们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世说新语》将这一类事件归类为任诞，描写的均为时人放任自我，荒诞不经的生活方式，这正是魏晋时人表达个性的途径之一。魏晋时期的人们时刻都能保有一颗自然而然的心和一种积极的自信。这样一种心态源于他们始终相信自己是天地万物中独一无二的。也因此能够不为外物所累，不为规矩所缚，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兴起可豪饮、哀至则大哭，人生贵适意。我即为我，这种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的发现是魏晋风流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魏晋魏晋时代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二，情感上的率直真挚
中国人在情感方面总是怕自己不够含蓄。凡事喜欢拐弯抹角，而《世说新语》中魏晋时人的情感世界则别有洞天。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情怀，并能够直率坦诚地表达，他们酷爱精神自由，还能够推己及物。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复卿卿”遂恒听之。以吝啬而著称的王戎夫妇，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不够伟岸，然而这一幕却着实动人。妻子真挚自然，丈夫亦情真意切，所谓幸福，不过如此。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险象环生的生存处境，仍然能有这样率直真诚的情感实属不易。相比于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要求，魏晋时人可谓极其自由，这也正是魏晋风流的突出表现之一。魏晋女子，在情感的表达上真挚且外放，更是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王浑与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钟氏是西晋第一美女，书礼望族的名门闺秀，说出这样的话即便是说在现代也算惊世骇俗了。可是我们却未从文本中读出王浑生气的反应，这不仅仅是王浑的雅量，更是一个时代的雅量。这样的时代是可以包容一个女子稍显放荡的玩笑的。魏晋风流说到底即魏晋时期的时代气质，讲求的是“真”和“直”，是内在情感的真实，外在表达的率直。因此一个深爱丈夫的女子可以无所顾忌的表白，一个生活和谐的家庭可以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时代的一举一动，无不流露出坦率自然的真性情。
此外，魏晋风流在情感上还展现出了推己及物，众生平等的特性“支公好鹤。……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人爱自由，动物焉能不爱！然而，人们往往爱花而折花，恋鸟却囚鸟，为一自已私愿不惜损毁爱物本身，这只是欲望，绝非喜爱。支遁放归的不仅仅是一只鹤，更是一种关涉心灵的大境界。宗白华先生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样超脱的情感，不仅空前，亦是绝后。
三，行为上的超然脱俗
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列奔涌向前的列车，那么《世说新语》里魏晋时代近四百年的历史一定是那节脱了轨的车厢，名士、枭雄、臣子、君王，用一种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却也情理之中的方式拉开了时代的帷幕。在《世说新语》的记载里，传统的仁、义、礼、信成为了一面有些残破的旌旗，招展在猎猎的悲风中。过往的忠、孝、明德，变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谈资，往来于故事、甚至于笑话中。
我们想当然的认为，强调洒脱、崇尚享乐的魏晋风流必然会造成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可是，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时代独有的高洁，他们对德行由内而外的追求赵越了中国任何一个时代。比如嵇康，“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为成就一种或者是“信”或者为“忠”的信念，誓死不与司马氏合作，终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呐喊而让钟会找到了借口，死在了司马昭的屠刀下。而嵇康的儿子嵇绍，官不过小小侍中，却于八王之乱中因为保护晋惠帝司马衷而死在乱军之中，不谓忠乎？父子二人一个拒不合作，一个拼死维护，却都在时代的大戏中留下了一个刚直的血点。抛开刀光剑影，王徽之的行为则要温暖得多。
“王子猷居山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出都……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魏晋风流展现得有些太过淋漓尽致了，人生在世，自由在心。此生的光阴中还有什么比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得更加洒脱，还有什么比自己所作之事无不遵从于内心来得更加快意。戴逵家的门敲不敲响并不重要，主客为何不交一言亦无关轻重。重要的是何苦时刻为生活中的程序和规矩所羁绊，何苦在一些繁文缛节中消耗掉生命中最后一点本真。东晋这个雪夜过后不久王徽之就在“人琴俱亡”的悲伤中死去了，一个时代的风流就此作罢。此后，中国的千年文明里我们再也没有读到这样快意的故事。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流集中地体现在了魏晋士人们气质、情感与行为上，三者以关注自我为核心，互为作用，进而衍射出方正、雅量、任诞等种种特性。士人们或以纵情于山水，或以缠绵于酒樽，或以沉迷于清谈为外在表现形式，以超然脱俗的魏晋风流为内核，共同构筑起一个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极富于智慧、极浓于深情的时代。使得《世说新语》这一书写魏晋生活样态的“巨幅卷轴”绽放出了震烁古今的光彩~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