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语言也是如此。在考察语言演变的研究中，从语言的最本质结构开始，即语言符号的结构下手。越是对语言作深入的微观研究，就总会发现语言的基本单位结构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表现形态。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都是语言符号结构变迁引起的哲学界波动。索绪尔、拉康、巴尔特、德里达，每一位语言学大家都是哲学大师。
索绪尔的符号结构是从语言符号中引发出来的，在他看来，“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而音响形象也不是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的心理实体。为此，索绪尔选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了‘概念’和‘声响形象’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的两个面”。正如巴尔特所说的，“索绪尔在考虑了意形与意子（此处意子似乎应该为意指），形式与观念，形式与概念之后，终于选定了能指与所指，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符号……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语言是人的无意识行为。在他的语言符号中同样存在者所指和能指，然而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在一个语言符号中，能指在所指之上，能指具有至上统治地位，没有能指就无法引出所指。而且他还指出，没有确定的所指，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关系并不是紧密，是一种松动的任意性关系。在漂浮的能指下面是滑动的所指，永远也达不到说话人的所指境界，语言行为本质上在进行着“能指游戏”。拉康语言符号中，“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思想对随后的解构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法国哲学家，文字学家。在他的文字学中，创造了“异延”这个概念，用卡勒的话说就是，“‘异延’既指作为意指条件的某种先已存在的‘被动的’差异，又指某种产生各种差异的散播行为。”其实，皮尔士也早就认为，解释符号并不等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寄居的意义，不是为它解码，而是引出一串无穷无尽的符号链，“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号，解码过程同时也是编码过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符号学，在将意义放逐到无边无际的异延之后，实际上也就把符号的内涵掏成形式的空壳，而任何意指过程就变成了一场能指的游戏了。
语言符号从索绪尔到拉康，其中的意指都是含混不清的，而在巴尔特手中，意指被确认为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合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并且他还认为意指具有无限化性质。因此，“他在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有关符号观念的基础上对引申意义层作了新的阐释，认为如果用E代表符号的表达面，用C代表内容面，用R代表二平面的意指关系，这样就得到ERC意指关系系统。假若让ERC系统变成另一系统的单一部分，这个第二系统因而成为第一系统的引申，也就是说，第一系统ERC可变成德尔系统的表达面，可以书写为（ERC）RC。可以看出式中第一系统构成了直接意指平面，第二系统构成了引申意指平面。于是一个被引申意指的意指系统是一个其表达面本身由一个意指系统构成的系统。假若再引申，第二个ERC就成了引申系统的意指表达面，第三个ERC就会变成第二个意指系统的引申部分。”符号可以在意指过程中无限引申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语音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文字的符号，文字是文学的符号，文字、文学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人类的符号，人类是宇宙的符号。
从索绪尔到拉康、到巴尔特、到德里达，反映的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本体演变，更反映了科学哲学对语言学的不断渗透和作用，线性、非线性、分形、混沌，每一个概念的标志性建立，都包含了深刻的哲学内容。语言符号本体意义的每次变革都反映了科学哲学在语言学领域的作用过程。科学哲学给语言符号以新的内涵，语言符号也为科学哲学概念的定义与诠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语言学与哲学的永世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