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紫阳县各地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全县可分为3个植茶区域：
（一）汉江、任河沿岸浅山丘陵适宜区
包括中北部的39个乡镇：以优质高产区焕古、和平、长白、云峰、汉南、瓦房、太月、芭蕉、江河、红椿、深阳、尚坝、东木等乡和城关镇为中心，向北延伸到凤凰山、米仓山区的汉城、金川、松溪、三官堂、五林、安溪、双安、宝狮、北陡、蒿堰、复青；向东南扩及上东、苗河、解放、目连、洄水；向西南扩及广城、牌楼、高桥，以及碱土带西南方的瓦庙、保坪、紫黄、麻柳、毛坝、青荆等乡。区内有典型的北亚热带气候条件，茶叶生产基础较好。
（二）巴山浅山次适宜区 主要包括燎原、万兴、铁佛寺、高滩、双柳、联合、绕溪、龙潭、深磨、四坪、桥镇、斑桃、小河等13个乡。这一带雨量充沛，但气温偏低。东部米溪、三台、前河、石坝一带水热资源丰富，但因有石灰石矿群分布，也是次适宜区。
（三）巴山山地及碱土带不适宜区
该区包括热量不足的六河、界岭和碱土带中的新联、大坝、白鹤等乡，历史上有零星茶树分布；1974年盲目兴建了2200余亩新茶园。
据1983年茶叶区划调查，全县茶园总面积96931亩，其中以粮茶间作为主的老茶园40522亩，占总面积41.8%。其分布的最高点在海拔1450米的洄水区斑桃乡秀道村花栎朳。海拔1000米以上为苦茶分布区。据典型调查，毛坝区青荆、麻柳2乡，洄水区斑桃乡，双门区四坪乡，红椿区红椿、尚坝、燎原3乡等地共有苦茶1150亩。老茶园大都分布在粮地中或桐林下，每亩平均300～400蔸（株）。全县成片新茶园56400亩。其中：分布在海拔900米以下39580亩，占新茶园面积70.19%；901～1000米间8670亩，占新茶园面积15.39%；1001～1100米间3640亩，占新茶园面积6.46%；1101～1200米间2780亩，占新茶园面积4.99%；1200米以上1710亩，占新茶园面积3.04%。分布在海拔900米以下的近40000亩新茶园，加上原有的40000亩老茶园，是县内的骨干茶园，共80000亩。
县内583个行政村中不产茶的仅30个，年产茶0.25吨以下的130个，产茶0.25～0.5吨的92个、产茶0.5～2.5吨的250个，产茶2.5～5吨的63个，产茶5吨以上的18个。毛坝区麻柳乡染房村年产量最高，为16.78吨，是县内唯一年产10吨茶以上的行政村。产茶最多的乡是蒿坪区复青乡，最高年产52.55吨。年产茶15～50吨的乡有城关区焕古、云峰、太月、和平，红椿区红椿、尚坝、深阳、江河，高桥区芭蕉，蒿坪区蒿堰（镇），洞河区苗河，双门区四坪，毛坝区麻柳，洄水区斑桃等14个；年产茶5～15吨的乡有汉城区汉城，红椿区燎原、东木，蒿坪区北陡、宝狮，城关区汉南、瓦房（镇）、长白、上东，洞河区米溪、石坝、洄水区目连、洄水、小河，双门区解放、桥镇、深磨，高桥区龙潭、高桥，毛坝区瓦庙、保坪、毛坝、青荆、紫黄等24个，以及城关镇；年产茶1.5～5吨的乡有汉城区三官堂、松溪、五林，洞河区前河、三台（镇），高滩区广城、牌楼、高滩、双柳、绕溪，毛坝区联合，高桥区铁佛寺等12个；年产茶0.5～1.5吨的乡有汉城区安溪、金川，蒿坪区双安，高滩区万兴，双门区六河，洄水区界岭等6个；年产茶0.5吨以下的乡仅3个：高滩区的白鹤、大坝和毛坝区的新联。 紫阳境内茶叶产量，有记载的始于宋代。
宋代，全国茶叶产量35000吨以上，而包括今紫阳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周靖民：《宋代的茶叶产区》，载《中国茶叶》1983年第4期）占全国总产60.1%。（兴元）《图经》载：“秦司置司兴元，属官一员掌之职，在收宕昌、高峰、贻峡、文州所买马，类聚发纲，及受本府南郑、城固、洋州之西乡茶引钱，及利州路军博马，按帛发马，一岁凡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
明承宋制实行“茶马法”。由于地理位置和茶叶品质方面的原因，朝廷十分重视陕、川之茶。《明史·茶法》除末尾一段提到其他茶区外，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了陕、川茶叶史实。当时，“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明史·食货志·茶法》）文中所称“汉中”，当指汉水上中游这一地域，而非仅限于今汉中地区。民国《西乡县志》载：“汉中之茶产于西乡”；“西乡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县又四百里，经于豺狼虎寇之窟，比以加赋。其民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自明至民国，紫阳茶运销西北，多先集结于汉中、西乡。所以，当时的汉茶，实际上多为今紫阳县所产。
明末，由于战乱和灾荒，紫阳人口锐减，茶叶生产随之衰落。康熙《紫阳县新志·物产》载：“兵荒之后，比屋逃亡，林木遮蔽，鹿豕剥食，紫阳之茶日见其濯濯矣。”
清乾隆以后，湖广川湘一带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入紫阳。他们占据山林，垦荒种粮，同时恢复了茶叶生产。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据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考证，清代中叶紫阳茶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后因左宗棠西征，湖南茶大量涌入西北，紫阳茶受到排挤，渐见萎缩。
民国《紫阳县志·地理志》在谈到清末民初全县茶叶生产状况时说：“茶麻以西南区及蒿坪河一隅为最多，茶之原质、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谷雨前毛尖尤称上品，唯制法不精，行销地向复加以限制。”“光绪间价尤低廉，多有毁去茶树者。近年（按：指民国十四年前）茶价稍昂，植者渐广。”抗战期间，湘、皖等省茶区相继沦陷，交通阻塞，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而紫阳茶不但未因战争而停滞，销路反而扩大。它不仅销往西北各省重要城镇，而且向为皖、湘茶叶销场的西安、鄂北、豫南，也有紫阳茶销售，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茶农普遍增植新树，茶叶产量迅速增长。抗战初期，中国地理研究所人生地理组王成敬和綦江县立中学贾秉温对紫阳茶叶生产进行综合考察后指出：紫阳“居陕南茶区之中心，全县产茶。因而陕西茶叶普遍即以紫阳称之，所有外销者亦多称紫阳所产也。”“每年约产三十余万斤。”（《紫阳茶之产销》见书内文献辑要）《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亦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紫阳“全年运销量320000斤”。（交通部邮政总局编，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3月台一版）。到抗战中期，全县茶叶产量增长60%以上。据陕西省银行紫阳县分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10月16日报告：该县“本年茶采至五次，总产量约五十万斤。计洞河十九万，瓦房店十三万，蒿坪河八万，宦姑滩六万，本县城四万斤。”“本年运销西安约十四万斤，汉中十六万斤，甘肃六万斤，安康四万斤。”（《紫阳茶叶调查》，见书内文献辑要。）
民国三十三年（1944）紫阳茶叶运销量达到260吨；至抗战结束以后，全县茶叶产量超过500吨（折合100万斤），比抗战初期增长两倍以上。解放战争期间，全县茶叶生产处于稳定状态，没有新的发展。至1949年底，全县茶园面积20000亩，总产545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紫阳茶有了迅速发展。1953年3月，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建立后，以紫阳为重点，进行生产示范和技术推广工作，促进了茶叶增产。当年，全县茶园面积达到26000亩，总产达到750吨。1954年，人民政府发放了3亿元（合今3万元）茶叶预购款，扶持茶叶生产。并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时，教育茶农组织起来，响应国家增产号召。在县内红椿坝、毛坝关、宦姑滩、瓦房店及邻县岚皋选择了5个工作中心基点，开展加强茶园经营管理、补植缺株、有计划地发展新茶园、提高茶叶产量、提高制茶技术水平和茶叶质量等示范性工作，认真总结推广了茶园中耕除草、施肥、老茶园更新、防治病虫害的经验。其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动下，茶叶生产持续增长。至1957年，茶园面积达到38500亩，比解放初增长92.5%；产量达到1075吨，比解放初增长97.2%。成品茶质量有显著提高。据陕西省供销社统计，1957年1～4级茶比重由1956年的59.85%增至74.88%；5级以下粗茶则由40.15%降为25.12%。茶农实际增加收入20.33万元。毛茶收购价由1956年的每担（50公斤）51元提高到55元。1958年虽因贻误采期，使7吨鲜叶老在树上，茶叶总产仍达1150吨，为此前最高产量。1959年，紫阳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不仅当年茶叶产量比1958年下降11.4%，茶树生机也受到很大破坏。60年代初，因缺粮矛盾突出，茶园面积缩小，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1962年，全县茶叶年产量仅650吨，为1958年的56.5%。
1965年初，安康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农业生产方针，紫阳兴起茶叶生产热潮。县级机关带头进行茶树短穗扦插，收购部门提高茶籽价格，政府对农民实行茶籽补贴，从而发展了一批新茶园，并对原有茶园加强了管理。当年，产量有了较大回升，总产达950吨，较1962年增长49.2%。其后，由于片面强调粮食生产，错误地认为“茶叶不能当饭吃”，茶叶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全县产量长期在650～900吨之间波动。
1974～1978年，贯彻全国茶叶会议关于“茶叶生产要有个大的发展”的决议，全县播种茶籽1455吨，发展条列式茶园60000亩。并建立公社茶场56个，大队茶场410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正确的农村经济政策，茶叶产量稳步回升，结束了长期低而不稳的状况。1884年，茶叶总产超过1000吨；到1985年，茶园总面积达到120900亩，茶叶总产1177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1974年以后的发展茶叶生产热潮中，由于有近30%的茶园种植在海拔900米以上的山头上，而且周围林被较差，易受旱、受冻；还有一部分茶园建立在碱性土壤上；所播茶籽除少量当地种外，绝大部分是从湖南省调入的群体品种，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到2012年，紫阳县全县茶叶栽植面积逾17万亩，年产茶总量达到3800吨，实现产值7亿元，综合收入1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