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谈到叶德辉，说叶为皇帝选秀女，皮包不住胆，捷足先登，所辱秀女后来当了农会干部，叶自然不免一死。丘良任编《竹枝纪事诗》中长沙竹枝诗云：“施施两个丘中有”，典出《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讥笑叶德辉和王先谦是麻子，反映了当年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叶、王两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事实。周劭《黄昏小品·雪夜闭门读禁书》提到叶德辉编有一本小书，每逢家宴，赠宾客人手一册，内容惊世骇俗，可惜周劭语焉不详；又说其书可能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V. Gulik写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大有补益，似乎是指叶德辉从日本永观年间(982~984)丹波康赖氏编《医心方》一书中辑录的中国古代房中经典四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和《洞玄子》。这四种书后来成为《双梅影庵丛书》的一部分。以上所引，一鳞半爪，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过，有一本书很难得，是对叶德辉最有发言权的人写的，这就是杨钧及其文集《草堂之灵》。杨钧(1881-1940)，湖南湘潭人，其兄杨度为中国近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兄弟俩同受业于湖南硕学王湘绮。从书中可以看出，叶德辉与杨钧过从甚密。叶对人说杨“能自成门户，起衰之功，可比韩愈”，推崇如此。可杨钧并不领情，说叶性格“至乖僻，不近人情”，“骄慢”等。
谈到叶的书藏，杨钧称叶为湖南第一藏书家，版本之考究为湘冠，如叶曾藏有宋胶泥本《韦苏州集》（实为明活字本）、宋朱熹同榜题名录等。伴随着湘军中兴，晚清湖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重镇，桐城派自皖至湘，似乎也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中兴“湘军”。在这种人文传统里，叶德辉跻身湖南第一藏书家，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江南典籍为之一空，此为我国书坛的一页痛史。原清华大学教授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希望曰：“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这最后的希望也将成为浩叹。杨钧写道：“（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论学方面，杨钧对叶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叶母去世，杨诔曰：“佳儿诚博学，但与我门庭各异，只谈风月不谈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本专言古籍版本的书，宋雕元刻，如数家珍。杨钧从小的方面补叶所未见，从大的方面抓住叶论措辞不严谨的毛病，几乎将其一生安身立命的学识完全推翻，并断言“专言版本者无功于学问”。对叶的《经学通诂》也说：“幸无人读，否则亦可贻误后生。”叶德辉的儿子似乎比皕宋楼的后代强，还算是肯堂肯构，然则人力终不敌气运。他对父辈之争总结道：“吾父著书，与白心（杨钧号）大异。吾父仅集前人之说，而不辩论是非。白心己见太深，砉然独断。”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庄子和惠施的往复辩驳，没有了叶德辉，杨钧也许会感到寂寞吧。
说杨钧的《草堂之灵》难得，从一细微处可得到证明。比起那些隔靴搔痒的传闻，杨钧在书中准确记录了叶德辉的忌辰：旧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申刻。叶德辉之死本不足为道，可是不久遥远的北方传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王国维自杀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谜语。一时议论纷纭。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说），不关满清之灭亡”。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拈出了这一句式，谓“两非逼一是”。另有一说，即王自杀，因叶被杀。这不是空穴来风。杨钧当天也被农会抓去审问，他事后写道：“彼时之余不仅不能救叶，且不能自救，更不能如王国维之自杀。”这句话象一条无形的线将三个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这只是杨钧的一家之辞。还是一代史家陈寅恪破人我之执，得历史理性之“鱼”，在挽王国维的碑文里发出振聩欲聋的声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这句话也成了陈寅恪自己一生的写照。
叶德辉、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籍不止一次提到叶氏刻藏。《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自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双梅影闇丛书》。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零、郭晓惠等译)，相当长篇幅引述《丛书》所收“房中书”五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在简述叶氏搜求辑佚校勘经过后指出：“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这亦可从他对这五种书的处理方式得到证实。”顺便谈及他的死，说《丛书》的刊印，“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声名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同情”与否，系于观点、立场，不可一概而论。“扫地以尽”，也许说得过于严重。“匪徒杀害”，则大大有悖于吾人之观念，难以认同，务必澄清。所以，译者于此恪守国情民意特特加注：“叶氏是1927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看来还是太简单。新时期小青年不明究竟，可能误生歧义；以为因这么一部《丛书》而成了被处决的“反革命”，太离谱了。
革命群众“和尚打伞”而处决“反革命”。不过如探囊取物耳。陈年旧事，宜粗不宜细，似可单说这个叶德辉，固然满肚子学问，但其一贯表现，的确够呛。按其生平，似乎是专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戊戌变法，他攻击梁启超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著书立说，批驳康有为。湘人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败，他竟至编述《觉迷要录》，以为“康梁逆案之定谳”。辛亥，湖南独立，唐的儿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怀疑唐之被害与叶德辉有关，将叶逮捕，旋获释。以后，他又拥戴袁世凯称帝，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井自任会长，请愿“劝进”。其实，这位帝制迷，晚清末季，已吃过“帝”的苦头。19l0年，他趁湖南水灾，积谷万石，引起灾民抢米风潮。此时的大清自身朝夕不保，为平民愤，将这位“进士”公“削藉”。功名、面子、统统丢光。次年，其“精神家园”大清皇朝于焉颓圮。一日无君、惶惶如丧家之犬，“终极关怀”便到了袁大头头上。此等花岗岩脑袋，在革命大潮迭起迭落的1927年碰个粉碎，时也，运也，命也。况乎此公又是自己“跳了出来”，正所谓“在劫难逃”，罪有应得。
说起叶德辉被“处决”直接原因，历史风霜，文士戾气，均富韵昧。是时也，“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还是当他的长沙总商会会长。大概韬晦为计，“表现”尚可。不知逢何盛典，“农会”请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也许鬼使神差，多半“气候”促成，骨鲠在喉久矣，今日一吐为快，叶进士大笔一挥，写下：“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此言闻于湖南文艺出版社朱正老师，朱老言华，评曰：“自己找死！”的当之至，也是一幅好“横批”。叶氏时年63岁；是日也，1927年4月11日。稍为推寻，这日子历史意味深长，足令后人感慨莫名：冥冥中果有定数耶？
后八年，《郋园全书》由其家人刊行。据闻，《全书》刻版及未刊遗稿存于长沙坡子街叶氏藏书楼“观古堂”。1938年“文夕”大火，玉石俱焚。大部藏书，则由日人购掠而去，流散彼邦，杨树达先生有《〈郋园全书〉序》，对叶氏为学，推崇备至。杨先生持学严正，不轻易许人。如对其最敬服的孙诒让、王国维，亦“时有献疑，未甘阿比”。又如对其自称“私淑王氏”之念孙、引之父子，“昔校《汉书》《淮南》，于高邮之说，多所纠摘”，的确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气象。至于下段文字，更可见杨先生学术上堂堂正正，一是一、二是二之风范：“郭君鼎堂神识敏锐，创见独多，顾其善者高出青云，次者或下沦九地。此如剽悍之将，性喜陷阵，搴旗斩将，每见奇功，而覆车溃众，时时不免。盖建立统系，为业至艰，而语语求通，不为丘盖，瑕瑜杂见，固其所也。”评郭氏学，切当中肯，人所难道情见乎辞，善意美言，不应误会而大概终于有所“误会”。此为题外言。题内言：杨之序叶，也是情见乎辞，易误会为古之“谀墓”，今之“悼词”，死后个个“完人”，和前述叶之“反动”种种，似乎难以接轨搭界。这大概是因为叶氏去之尚不甚远，恶名昭昭，熟知其事尚有存者之故。读小说《曾国藩》或堂而皇之《曾国藩全集》就不同，很少人知道或知道也并不计较“曾文正公”民间别称“曾剃头”。至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瘦金体”的宋徽宗，人们只欣赏好词好画好书法，其为腐化堕落反动极的“亡国之君”，与尔汝伊吾何干？这倒并非完全是厚古而薄“近”，主要是他们的恶德罪行，今人并未身受其害，当然没有切肤之痛，所以顶多作为历史教洲注意而不念旧恶。但他们创造或传下来的、以文化形式呈现的“遗产”，却仍在“现实”中流动着，和今之人一块“活着”，并以其智慧和美的魅力，颠倒世代众生。这类遗产有“物质”的，大半是“精神”；即使是“物质”的，也已升华为“精神”的。具体到叶德辉(以及周作人一类人物)，综其平生，终归应入“懦林传”。叶氏观古堂藏书曾达二十余万卷，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可证。文人戾气。自我膨胀，“长沙里手湘潭票”，以为才足以“兼济天下”，实则不识大体，螳臂当车逆历史大潮而反动之，只宜以不自量力、可恨亦复可笑视之。大浪淘沙，尘埃落定。我们似乎能以从容平静心态，读杨树达作于1935年的《郋园全书序》。
杨《序》开篇把叶氏学术文章，置于晚清文“湘军”胜业大背景中，叙述真人真事，勾勒叶德辉，为之定位。学术大事，鄙陋如我。不识高低，只能照抄：“吾师湘潭叶园先生，早岁登朝，谢荣归里，杜门却扫，述作自怡，于时长沙耆宿有湘阴郭侍郎玉池先生、湘潭王孝廉湘绮先生、长沙王祭酒葵园先生，皆东南物望，坛坫盟主。先生于诸老倾挹有加；宗风各异。就中祭酒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经求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暇阅祭酒刊撰《世说》，缘先生一言指谬，索还赠本；隳板重镌。他如理董班史，甄录精言，音辑骈词；多资攻错。尽言虚受，学林鱼水，识者两归美焉。”晚清文“湘军”中，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当然是领袖人物。比他们年轻二十几岁的叶德辉属颖出新秀。尚可补说几句的是：郭嵩焘、王先谦早年皆曾入曾国藩幕，文武“湘军”有难解之缘。郭成了著名的晚清外交家，属睁眼看世界人物。王先谦则是帝制迷。排康粱而拥袁氏，与叶德辉同一战壕。但他早去十年，如果也活到20年代，结局怕同样不妙。大概正因他“寿终正寝”早，所以“解脱”也早；80年代他的《汉书补注》和《庄子集解》即先后重印出版。出版说明称前书“为目前《汉书》之最佳注本”，是“学习研究西汉史的必备之书”：后书“为本世纪以来研究《庄子》者所必读”；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取其大端的宽容和理性一面。杨序“理董班史”数言；诚言之不虚，王先谦《汉书补注》“同时参订姓氏”名下，赫然写明“叶德辉字奂彬湖南湘潭人进士官吏部主事”。在历述叶氏经史艺文诸方成就后，杨先生作如下论定：“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谐。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持论当否，我未能知。且待治“湘版’书业史、湖湘文化史之大匠学人，勾稽梳理，再为评议。
《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书屋》杂志曾先后发表过《叶德辉之死》、《是是非非叶德辉》等文章，使人深受启发，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现将我所发现的几则史料披露如下，或许能补前两文之不足。
《辽东诗坛》创刊于1924年10月，主编为日本人田冈正树（字淮海），月刊，线装，长三十二开，诗人如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陈宝琛、陈衍、黄节等，学者如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书画家如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以及段祺瑞、吴佩孚、于右任、汪精卫、戴季陶等政要均有诗作揭载。1925年6月第六号开设《著述绍介》专栏，首篇评介的是叶德辉《说文读若字考》，作者为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1867～1949）。松崎鹤雄1910年往长沙拜叶德辉为师，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
叶德辉1927年4月在长沙被杀，松崎鹤雄当即撰写《叶德辉传略》，发表在《辽东诗坛》第二十三号（1927年5月）上，第二十四号还刊登了《叶郋园殁后之消息》。这两篇文章对研究叶德辉大有裨益，而世无知者——《辽东诗坛》传世颇稀，故转录于此（原文无句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