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xxx。正门朝东，一进门就是个大影壁，南北两条甬道栽种着丁香等花木，分别通向大操场。影壁的后面是两个相连的四合院，前院叫海棠小院，后院叫校长室小院。音乐大教室将两个小院隔开。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是不允许直接坐在音乐教室的座椅上的，而是听到铃响先要在海棠小院的海棠树下站成两排，老师的钢琴一响，学生们伴着乐曲的节奏依次走进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记得在墙边一块三四平方米的空地上，学校的工勤人员牛大爷还种了十几株“葫芦”，一到秋季，爬秧架上挂满了小葫芦，很是惹人喜爱。
二附小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比如人大代表、女教师梁士茹，后来当了广内二小的校长。语文老师叶三午，是叶圣陶老人的孙子，培养我们从小就热爱朗诵，读课文也要讲究发音正确，带着感情。语文老师李金本后来成了中国少年报的总编辑。才华横溢的杨志彬老师也调动到一家教育杂志社工作。音乐老师杨春华，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组建了童声合唱团，听众每天晚上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小喇叭开始广播啦”里边的童声合唱，就是我们学校学生唱的。赵毅强老师的地理课也非常吸引人，至今我还记得，他将我国的邻国编成了一句顺口溜，特别上口好记，叫做“阿巴印尼锡不缅，老挝、越南、菲律宾、朝鲜、日本、苏联。”现在只是锡金国消失了，成了印度的一个邦。
当然，最难忘的是我的班主任李钟秀老师。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李老师说，今天，我们要学一个非常难写的生字。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攀”字，边说边写，这个字笔画多，很难写……我顺口就接了一句，有什么难写的？李老师转过身来看着我：“那你给大家说说怎么记这个字。”我说：“双木双叉，大手在下”。李老师听了连声表扬我，还让同学们向我学习。
李老师每天很晚才下班，她要等我们放学后，批改完了当天的作业才能回家。她每次离开办公室，还要到教室来看看我们是否把窗户都关好了，有时我在教室里出黑板报，她就叫上我一道走。那时候到了家我要先帮助家里挑两挑水，偶尔也能遇上下班回家的李老师。我个子矮，除了要用比较短的扁担钩子，还要注意掌握前后的平衡，尤其是过我家门道的门槛时，要尽量踮起脚来，找准平衡，让前面的水桶擦着门槛先过去，然后再压低前面的水桶，让后面的水桶过来。李老师看我踮着脚很吃力，就从后边帮我往高提一下水桶，可她却忘记了平衡的原理，后边的桶高了，前边的桶就过不去门槛了，结果水洒了一地。但这样反而使我和她更亲近了。
三年级的那个寒假前，李老师找我商量一件事，她说再过几天就放寒假了，你看咱们班有13个同学订了《中国少年报》，要是都留在老师办公室等开学一起发，恐怕就没意义了。我说那我就每周来一趟学校，领了少年报后给订报的同学送家去。记得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中国少年报》出刊的日子，外边下起了鹅毛大雪，可巧我又发烧了，可我还是坚持着来到学校领取《中国少年报》。那天李老师也来了，她看到我通红的脸蛋，又用手摸了摸我的前额，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你发烧了，要不这期的少年报就先甭送了。我说，没关系，还是送吧，同学们都等着看呢。李老师没再说什么，从椅背上拿起她的短呢子上衣，给我穿在身上，那件呢子外套虽然是短款的，但穿在我的身上，下面盖过了膝盖，袖子长出了手指头，很暖和。她一边扣着扣子，一边说：路上要当心，不要滑倒。然后将卷好的报纸放到了我的手里。
我踏着积雪送完了最后一份少年报，回到了学校，李老师还在办公室里等着我，她熄灭了办公室的炉火，将我送回了家。
五十年过去了，我经常会梦见在大雪中我和李老师走在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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