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
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办。曾巩写文章，涉猎广泛，气势很盛，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
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往，王安石当时声誉不大，曾巩将他引荐给欧阳修。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
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和行为道义，不在扬雄之下，但因为他吝啬的缘故所以比不上扬雄。”
皇上说：“王安石对富贵看得很轻，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是说他勇于作为，但吝啬于改正自己的过错。”
神宗赞同他的这个看法。
译文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他从小就机智敏锐，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惊异。 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出任越州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他估计常平仓储存的粮食不足以用来救济，而乡间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任齐州知州，他的管理以根治邪恶、迅速严厉地打击盗贼作为根本。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的儿子周高横行骄纵，残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够影响当地的权贵和豪绅，州县的官吏都没有人敢去追究。曾巩逮捕了他，处以刑罚。章邱有百姓在乡村里聚众结伙，号称“霸王社”，杀人劫财，劫夺囚徒，没有一件不能如愿的。曾巩让百姓组成保伍，让他们侦察盗贼的行踪，有盗贼就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一天，他到官府自首。曾巩就招待他吃喝，送给他衣帽，给他配备了车马和随从，让他四处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出来自首。曾巩表面上看来是将此事到处张扬，实际上是想要离间分化那些盗贼，让他们不能再纠合在一起。从此，齐州的人们连院门都不用关闭就可以安睡了。 调任洪州。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难不能养活自己的，就招来住在官舍，供应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朝廷的军队征讨安南，所经过的州要准备上万人所需的物资，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机会横征暴敛，百姓难以忍受。曾巩则事先分别处理好了大军突然集结时的吃住问题，因此，军队离开后，城乡的百姓都不知道。 调任明州、亳州、沧州知州。曾巩负有才名，长期在各地任地方官，世上不少人认为他命运不济，时运不佳。这一时期，朝廷的一批晚生后辈出人头地，曾巩对此看得很淡泊。一次经过朝廷时，神宗召见他，对他慰劳问候，十分宠信，任命他为中书舍人。 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办。曾巩写文章，涉猎广泛，气势很盛，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往，王安石当时声誉不大，曾巩将他引荐给欧阳修。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和行为道义，不在扬雄之下，但因为他吝啬的缘故所以比不上扬雄。”皇上说：“王安石对富贵看得很轻，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是说他勇于作为，但吝啬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啊。”神宗赞同他的这个看法。[1]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为人所称道。清代学者方苞论其“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此类书跋，风格上模仿刘向、刘歆，写得醇实简洁，能从简驭繁。所作散文含蓄典重，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周密《齐东野语》记其“藏书之富，曾南丰及李氏山房皆一、二万卷，其后厄于兵火”。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外集》等。其弟曾肇（1046~1108），字子开，官吏部侍郎。与其志趣相同，平居亦无所嗜，唯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著述有《曲阜集》、《奏议》。
【译文】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
他从小就机智敏锐，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惊异。 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出任越州通判。
这一年发生了饥荒，他估计常平仓储存的粮食不足以用来救济，而乡间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
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任齐州知州，他的管理把根治邪恶、迅速严厉地打击盗贼作为根本。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的儿子周高横行骄纵，残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够影响当地的权贵和豪绅，州县的官吏都没有人敢去追究。
曾巩逮捕了他，处以刑罚。章邱有百姓在乡村里聚众结伙，号称“霸王社”，杀人劫财，劫夺囚徒，没有一件不能如愿的。
曾巩让百姓组成保伍，让他们侦察盗贼的行踪，有盗贼就击鼓传递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一个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一天，他到官府自首。
曾巩就招待他吃喝，送给他衣帽，给他配备了车马和随从，让他四处夸耀。盗贼听说了这件事，大多出来自首。
曾巩表面上看来是将此事到处张扬，实际上是想要离间分化那些盗贼，让他们不能再纠合在一起。从此，齐州的人们连院门都不用关闭就可以安睡了。
调任洪州。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
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难不能养活自己的，就招来住在官舍，供应给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品，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朝廷的军队征讨安南，所经过的州要准备上万人所需的物资，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机会横征暴敛，百姓难以忍受。
曾巩则 事先分别处理好了大军突然集结时的吃住问题，因此，军队离开后，城乡的百姓都不知道。 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更加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依靠的情况下，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读书、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办。
曾巩写文章，涉猎广泛，气势很盛，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往 ，王安石当时声誉不大，曾巩将他引荐给欧阳修 。
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和行为道义，不在扬雄之下，但因为他吝啬的缘故所以比不上扬雄。”
皇上说：“王安石对富贵看得很轻，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所说他吝啬，是说他勇于作为，但吝啬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啊。”神宗赞同他的这个看法。
【曾巩介绍】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元丰五年（1082年），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肇，字子开，考取进士后，调任黄岩县主簿，被推荐任郑州教授，升任崇文校书、馆阁校勘兼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
太常礼院从秦朝以来，有关文献残缺不全，先辈儒生各人都凭想象，无法核实。曾肇在职期间，纠正了前辈的不少错误。
曾公亮死，曾肇为他写行状，神宗读后很欣赏。元祐初年，升任起居舍人。
曾肇认为叶康直任秦州知州时处事不当并批评他，执政官惊奇曾肇居然不先上告，御史趁机攻击他。曾肇提出辞职，范纯仁对大臣们说：“如果好人得不到宽容的环境，像我们这类人就不能在这儿呆了。”
极力替曾肇辩护，曾肇才没有受到处罚。门下侍郎韩维弹劾范百禄，太皇太后认为韩在诬陷范，让韩出任邓州知州。
曾肇说：“韩维替朝廷辨别好人、坏人，评价人与事的是非得失，不能凭主观想象认为他错了就赶走他。”拒绝替皇帝起草命令。
谏议大夫王觌因为批评了胡宗愈，皇上想调他去润州，曾肇说：“皇上把大臣当做心腹，把台谏官当做耳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目前王觌批评执政官就被放逐，这就是怜爱心腹而堵塞耳目了。”
哲宗醒悟过来，就加任王觌为直龙图阁。四年，发生春旱，官府仍讲究春天饮宴。
曾肇同彭汝砺一起上书说：“目前正闹天灾，正是君臣们敬畏天命谨慎从事之时，他们却一块儿大吃大喝，歌舞升平，恐怕无力补救天灾了。”第二天，皇上就下令停止宴请。
七年，回京任吏部侍郎。哲宗亲自当权后，改用元老旧臣，旧臣们多次称赞曾肇熟悉礼制，于是召他回京。
曾肇说：“人君虽然天生的优良品质，也必须依赖于前后左右的大臣们得力，把他们当作立政之根本。应该在此时精心选拔忠诚、端正、善良之士，放在身边，以便咨询、讨论、顾问。”
皇上身边的近侍贵宠们讨厌他的这番话，调他任瀛州知州。徽宗即位后，又被召回京师任中书舍人。
谏官陈瓘、给事中龚原因为说错了话而犯罪，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曾肇却挺身而出，极力为之辩解。其兄曾布同韩忠彦一起任宰相，天天图谋排挤走韩忠彦。
曾肇写信对曾布说：“兄长正得到君主的信任，应当引荐好人，走正道。然而几个月以来，世人称道的正人君子，相继离开了朝廷，一旦你的权势完了，这些人就会只顾保全自己的位置，想来都令人寒心。”
曾布不听从他。不久，蔡京升到宰相地位，曾布、曾肇都不免遭殃。
崇宁初，曾肇落职，被贬官任和州知州，继而贬官濮州团练副使。四年，归润州而卒，享年六十一岁。
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庄严肃。从小就认真学习，博览经书史传，写的文章温和、圆润而有章法。
历任十一州，大多有善政。绍兴初，得谥号文昭。
书魏郑公传后 曾巩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
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
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
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唯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
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 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
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
夫《春秋》 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 焚稿者谁欤？ 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
何则？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 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
曰： 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 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
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 岂非然哉？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以其哲深旨远，而流传于后世。
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谏诤为已任，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二百余事”。他的《谏太宗十思疏》更脍炙人口。
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总会有失误之时，“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政要》卷8《论贡赋》） 故能注重任贤，纳谏。魏征所提“薄赋敛，轻租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
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 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
后因魏征“以谏诤事付史官”，遂触“太宗怒之”。以致对魏征“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
以天子的威严而论，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终不能容忍因“纳谏”而提高魏征的身价。曾巩正有感于此，便挥毫写下了《书魏郑公传后》这篇史论。
文章以史实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诚信”的观点。
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辩驳简捷而有力，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 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
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这篇史论，立论明确，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作者指出“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然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
于是，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大公至正之道”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而“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皆不可取。
至于“是以谏诤为非美”的认识则更不可取。纳谏不仅有利于“治国”，且有益于后世。
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因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
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所治”与“所不治”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 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
文章以“切谏其君者”伊尹、周公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良相”，太甲、成王之所以“为贤君”，是因为“其书可见”的缘故。它不仅使后人“知其贤且良”，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
而桀、纣、幽、厉、始皇等数君则不然。“其臣之谏词无见焉”，此“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
因而使“谏诤之无传”。这便是“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的根由。
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结论已不言自明了。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又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起伏有致，事与理互为增色。
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既列举了魏征、伊尹、周公等人为正面例。
我看到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这些人喜逢这个好时世，感激太宗知遇之恩，事情不论大小，没有不直言进谏的，虽然这是由于他们的忠诚，也是因为能遇上圣明的君主才能这样的啊！那么，我想唐代之所以大治，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君，前代的君主之所以比不上太宗，根本原因都出在这里啊！能够知道魏郑公有谏诤之事，是因为他的奏章还存在。
君王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王的原则是什么呢？只是极其公正罢了。极其公正，不是不许别人讲话来掩盖自己的过失，不博取小信而讨好自己的君主，这是不可以做的事。
还有更不可以做的事，认为谏诤是应当掩饰的，这是把谏诤当作不好的事情，那么后代谁还会去当面谏诤呢？况且前代的君主有纳谏的美德，可是后代看不见，那就不只是失掉一时的公正，又将使后代的君主认为前代没有诤谏的情况。这是开启引导了惰怠和忌讳进谏的风气。
那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伊尹、周公的谏议切中君主的弊病，言辞极其深刻，事情又非常紧迫。他们的谏词保存在《尚书》里，不曾湮没。
到现在，人们还称颂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是因为他们的谏书还见得到。假使当时就把谏书删减毁弃，成就小小的谦让的名声，那么后世依据什么来谏诤，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们的贤能和杰出呢？有人说：“《春秋》记史的原则是为君主、父母、贤德之人掩饰隐瞒过错，与此正好相反。”
《春秋》里所掩饰、隐瞒的都是不良行为，接受谏诤怎么能说是不良行为呢？又说：“既然如此，是焚毁谏稿的人不对吗？”我说：“焚稿的人是谁？这不是伊尹、周公做的，而是近世博取小信的人干的，那事情又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焚稿当作替君主掩饰过错的美德，而让后世去传颂这件事。
这就使得后世看不到谏言奏章是否正确，而必然认定过错通常在君主，把美德常常归结到焚稿者身上，这哪里说得上是爱他们的的君主呢？”又有人说：“到君主面前说的话，出来不把实话告诉别人。这也与此不同。”
我说，这不是圣人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理论，也是说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想对当时的人泄漏他们的话语罢了，哪里是想杜绝告诉万世的人呢！唉！用真实信诚要求自己、侍奉君主，而且对万世不欺瞒的人，就是郑公啊！这更知他的贤明。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曹玮帅秦州。
当赵德明叛，边庭骇动，玮方与客对弈。吏报有叛卒投德明者，玮弈如常。
至于再三，徐顾吏曰：“此吾所遣，后勿复言。”德明闻，杀投者。
卒遂不复叛。 帅：做地方长官，名作动。
骇：害怕，吃惊。 弈：下棋。
徐：慢慢地。 曹玮镇守秦州时，发生了赵德明叛乱之事，一时间边庭惊动。
这消息传到时，曹玮正在与人下棋。有小吏进来报告，说是有叛卒投奔赵德明，曹玮神色自若，仍旧下他的棋。
那小吏说了好几遍，曹玮才慢慢抬起头，看看那小吏，不慌不忙地说：“那是我派过去的，你以后不要再说了。”赵德明听说后，就把那个投奔他的人杀了。
此后，土卒便不再有人投奔赵德明了。
蔡肇，字天启，丹阳人。尝从王介甫游，一日，语及卢仝《月蚀》诗，其词语奇险。介甫曰：“人少有诵得者。”天启立诵之，不遗一字。一日，又与介甫同泛舟，适见群凫数百，掠舟而过，介甫戏曰：“子能数之乎？”天启一阅即得其数，因遣人询之放蓄者，其数不差。
翻译：
蔡肇，字天启，丹阳人。曾跟从王安石游学，有一天，谈到卢仝的《月蚀》诗，全诗的字词非常生僻。王安石曰：“很少有背得的人。”蔡肇立刻背诵起来，一字不差。又有一天，蔡肇与王安石一同乘船，恰好有数百只野鸭群，掠舟而过，王安石开玩笑曰：“你能数清它们吗？”蔡肇扫一眼就数清了总数，（王安石）就派人去问放养鸭子的人，其数果然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