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76年），下至韩、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记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用语言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著作。其文字在《韩非子·说疑》中已被利用，但没有说明出自《国语》而只叫“记曰”。《礼记·枟弓下》和贾谊《新书·礼容下》引用过《国语》的大段文字但没有标明书名。司马迁第一次提出《国语》的书名和作者。其《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分别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说“表见《春秋》《国语》。”稍后，刘欲曾引《国语》的话，而称之为《春秋外传))(见《汉书·韦玄成传)))。东汉班彪进而指出:“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日《国语》，二十一篇”(见《后汉书·班彪传》)。而后，其子班固《汉书·艺文志》正式将《国语》著录为“左丘明撰”。班固又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律历志》也提到《春秋外传》。王充《论衡·书案》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刘熙《释名·释典艺》则说:“《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书也。”三国吴韦昭作《国语解》，其序说:“左丘明因圣言以撼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源之远大，沉鼓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另一位《国语》注释者晋孔晃说:“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辞与《经》相发明者为《春秋传》，其高论善言别为《国语》”(朱彝尊《经义考》卷二O九引)。同时人傅玄却有不同看法。他根据《左传》记事与《国语》不同从而认为，“《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左传注疏》哀公十三年昊晋争盟“乃先晋人”句下孔颖达疏引)。隋刘炫根据与上述同类现象再次论定，“《国语》非左丘明所作，为有此类往往与《左传》不同故也”(((左传注疏》哀公二十五年“鄢陵之役雍子为之”句下孔颖达疏引)。唐刘知几仍坚持二书同出左氏说。其《史通·六家》曰:“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列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同时人赵匡却认为，“《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弟子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人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尔”(陆淳《春秋吠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同时人陆淳也有类似看法。柳宗元《非国语》则认为，《越语下》“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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