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之所以如此喜欢春天,其实是受到了自然气候的影响。
我国本就是一个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为主的国家,四季分明、昼夜交替的规律性特点,让中国古诗词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周期性季节病”。其实早在1987年,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四季出现的频率与强弱时,早就提出了中国古诗词所存在的“气候论”,春秋两季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规律,相较于夏冬其温度更加具有不稳定性。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一颗颗破土而出的种子,正预示着新生命的到来。一颗颗小草探出头来,沐浴着春风,感受着天地间的变化,它们将在春天无尽的希望中茁壮成长,实现它们美好的愿望。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一扫冬天的了无生机,处处洋溢着无限的希望。春天拥有着超级活力,只需东风轻轻吹拂,雨水细细播洒,葱绿、繁茂,慢慢重生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芬芳、妩媚也从此伊始,这些给春天加分的动人美色,使得人们、困盹了一个季节的心情霎时变得豁然。
自然气候所造成的这种春天的季节特征,让文人骚客在与春季相遇时,其情感更加容易感化宣泄,这就增加了古诗与春天相遇的可能性。
其次,春天之所以在古诗词中如此频繁的出现,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特性有关。
农业大国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民以食为天”,说到粮食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了中国的24节气。根据中国古人的农耕生活经验,四季农时拥有着无须赘言的重要性,《汉书·食货志》中就有记载:“春,令民毕出在野”,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几千年的古代,春天也代表着播种、希望、青春、生命,这种与自然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季节,同样也自然而然地蕴含在了诗人的情感内涵中,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部分。
再者,节俗文化也是让春天频繁出现在中国诗歌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春季里节日最多,春季,许多地方有迎春、鞭春、唱春、拜春等仪式活动,祭祀春神,开始农事。中国古代的男女情事,常发生于春季。因为在春天有一些特别的岁时节日,会不会以往素不相识,毫无瓜葛的男女提供一个相恋的机会,比如元宵节、清明节、三月三是古代极为隆重的节日。
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在这首长篇爱情故事中,也是紧紧围绕“春”来写,比如“春寒赐浴华清池”、“芙蓉帐暖度春宵”、“春从春游夜专夜”。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教条的枷锁,女子常年幽居深闺,她们能够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只有在元宵、清明、三月三这些全民狂欢的节日里,女子才能打扮一番,走出家门游玩。所以在是中国古诗中,就有很多描写男女之情萌芽于春季的古诗,比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中国文人墨客之所以如此喜欢春季,将这个季节写入诗词当中,还与历史悠久的春游踏青密切相关。
古代文人大都把郊游视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许多士人“返乎自然”,把理想寄托于郊游过程的山水之间。
《诗经》中有许多爱情诗篇,都发生在春游之时。《出其东门》中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讲的就是郑国人喜欢春游,出了城东门后,满眼望去都是春游的妹子,是男子邂逅爱情的好机会。《溱洧》中提到“士与女, 殷其盈矣”意思是,在溱水和洧水边,到处可见来春游的郑国男女,许多男女在春游时两情相悦,订下终身。
谈情说爱的浪漫元素,逐渐变成这个时期春游的一大特点,为了方便大家找对象,当时甚至还设定了大型春游相亲节日——上巳节。上巳节,因选取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而得名,素有古代“中国情人节”之称。
有“中国山水诗第一人”之称的谢灵运,在郊游方面最为讲究。《南史·谢灵运传》中记载,他有一套郊游的专业“行头”,头戴曲柄笠,脚蹬木屐,可谓当时的“骨灰级驴友”。这种“木屐”被当时的人称为“谢公屐”,前后都有齿钉,“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登山专用旅游鞋。
同时代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和王戎)也是春游爱好者,此七人喜欢在春日竹林间饮酒赋诗,故得名。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 肆意酣畅。
古人踏青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以游览名胜美景、观赏山川风光,也可以野炊、放风筝、狩猎,充实踏青活动,所以这句“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就足以看出历代文人骚客与春游踏青的不解之缘。
尤其是在唐、宋以后,踏青春游的习俗比以往历朝历代更加盛行,所以这个时候与春游踏青相关的古诗,相比昔日更多。唐朝诗人韩愈的这首《寒食》、宋朝程颢的《郊行即事》,还有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内嵌54个“春”字的《春词》,这些脍炙人口的古诗,都体现了历代文人骚客与春游踏青的不解之缘,如若不吟诗作赋将这种盛况记载下来,古人又如何回味春游踏青时的美好风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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