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它们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王朝的创新和鼎盛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现代政治会议中也是反复提到历史上的变法，尤其是开先河、创古今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中国历史的变法改革绝非就三次，可最值得提的就这三次，尤其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地位崇高的缘由不是在其首次变法，在他之前的战国时代其他诸侯国也有大兴变法图谋强大过，距商鞅变法时间最近的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强大是最佳铁证。但相比较其他变法，商鞅变法更加彻底且更加成功。
商鞅身处诸侯军事征伐的大争之世，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其变法具有非凡的意义，使得秦国迅速走向富庶强大，遗留下的有用经验，对现代国家建设亦有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路。商鞅变法是基本逻辑：凭借国力深入农战，快速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商鞅变法的许多措施实施，都是围绕“借力”机制运转展开的，其中“利出一孔”的思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是商鞅自始至终坚持着的。秦国所进行的众多变法措施，或多或少都离不开“利出一孔”的思想，双方有着或大或小的关联。
何谓“利出一孔”？
最早提出“利出一孔”的不是商鞅，其实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管子 · 国蓄第七十三》：“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战国时期商鞅提出的利出一孔是基于此的。简单来说，利出一孔是“给予利禄赏赐只有一条途径”。《管子》一书中，对“孔”没有特指什么。而《商君书》恰恰相反，“孔”是指从事耕战，意味着除“耕战”外，其余尽在禁除之列，不允许民间百姓参与获利。
关于“利出一孔”，可以通过两个层面去理解明白。第一个层面：利出一孔是一项特别的技术手段，一种超凡且不通人性的聚力机制，目的是将零散杂乱的力量集中起来为同一个目标服务。春秋战国，社会生产力低下，各诸侯国之间又竞争激烈，因此将资源利用率提高到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把资源完完全全集中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各国纷争，无法长时间保证百姓的稳定生活，所以当时百姓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事，可百姓稳定生活的基本前提在国家稳定。而国家稳定是需要安内攘外的，做这些事都需要足够的实力去支撑。科学技术落后的农耕时代，农业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所以要想国家强大，必须将绝大多数的力量聚集在农业上。“利出一孔”很好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完成国家强大需要集中务农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利出一孔”是一个实打实的治国方略，有着三位一体的治国结构——“价值追求”、“国家要务”和“呈现载体”，民众、社会和国家的目标实现高度一致，相互促进。相比较而言，第一个层次是较第二个层次更浅的。“利出一孔”对秦国建立战时法治社会，促进秦国国力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秦国整个社会变为耕战制，全民皆兵，全兵皆民，方积蓄到足够实力，横扫六国，实现近八百年未有的统一。
商鞅变法思想的“利出一孔”
“利出一孔”具体是指：人们获得生存材料的途径只有一条，国家牢牢掌握这一路径。秦孝公和商鞅，一位是能君，一位是强臣，历经曲折地通过立法方式实现这一目的。商鞅将这个“利出一孔”的思想在秦国变法中进行了全面运用，并且深入到秦国的各个领域，上下一体，不分尊卑。战国初期的秦国是边陲小国，贫穷且落后，关东诸国视其同夷狄。若是照本宣科地按照其他大国那般去发展壮大，绝对是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无他，因为秦国先天条件不足：各种人才稀少、疆域狭小、耕种田地不多、人口稀少、物产匮乏、文明野蛮和技术落后等等。简而言之，秦国国力弱小。所以商鞅必须集中所有国民的力量去办成对秦国最有利的事。
《商君书》多次提及“利出一孔”，可将其视作全文的重要思想：“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商君书》关于“壹”字的解释论述，也有多方面的讲解：“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无论是“利出一孔”，还是“壹”，其核心就是统一及集权，就是要国家统一政令、百姓统一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战这个国家根本中，最终利用具体的变法措施使秦国走向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