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日前首次公开发表《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透露目前中国农村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农民工的知识高低与收入及就业率均成正比，说明要解决数以亿计农村劳力的出路，首要任务是提高他们的素质。）
农民工现状：数量大素质低就业难
中国官方日前首次公开发表《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透露目前中国农村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太多、质素太低，是难以找到出路的两大要因。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受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委托，对中国农村劳力质素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取了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60个村，辐射人口40.3万人，其中劳动力20.6万人，涉及农村劳力接受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以及有关专业培训等20项指标，对目前中国农村劳力的质素有以下描述：
一、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4.9%；文盲及半文盲劳力占8.5%。在外出就业劳力中，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劳力的整体水平，说明学历高与外出就业率成正比。
二、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农村劳力之中受过职业教育之比例如此之低，主要原因是：教育的内容无法满足农民较快发家致富的要求。
三、接受有关专业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力的5.7％。
受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东部地区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比例，高于中部及西部。
此项调查得出以下四项结论：（l）农村劳力以初中程度占大多数，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仍相当高；（2)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水平低，反映农民对此项教育不认同；（3)专业培训在农村基本上未发展，几种培训项目未发挥作用；（4)农村科技传播手段须进一步改善。
农民工的知识高低与收入及就业率均成正比，说明要解决数以亿计农村劳力的出路，首要任务是提高他们的素质。
廉价农民工的经济效益
中国有几亿的廉价农民工，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默默的贡献；过去，他们被称为“盲流”，现在，则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打工经济的“春秋功过”，有待评说。
据《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公布的数字，去年，有9800万农民外出打工。以他们挣到的钱为主要动力，使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由前年的686元，增长至2622元，增长2.8倍，实际增长高达77%。外出打工成为农民目前最佳的致富之路。
据官方统计，四个农民工大省去年外出务工人数及劳务收入的情况如下：
四川：1，370万人外出打工，收入474亿元。
河南：1，300万人外出打工，收入528亿元。
湖南：736万人外出打工，收入441亿元。
安徽：696万人外出打工，收入280亿元。
若以平均值来计算，湖南人外出打工的平均收入最高，一年可挣5992元，平均每月499元；最后一位是四川，平均每人每年只挣3460元，折算为每月只有283元。以上四个农民工大省得到的数字，最少有以下几项结论可供参考：
一、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300～600元之间，农民工十分廉价、超值。
二、农民工没有任何福利及社会保障，每月几百元属“干薪”，不良雇主长期欠薪，甚至连工伤赔偿都不给；而农民工不知争取权益，更没有自己的团体可以代其出头；同时，政府至今还未有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正因为这些“优厚”的劳工条件，许多国家将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迁往中国，既节省成本，也减少麻烦。
三、大批农民工主要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诸如建筑业、工厂、环境卫生及餐饮业。有统计指出，每一位农民工每年可为当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创造3万元，扣除带回家乡的大约只占1/5，绝大部分留下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四、农民工带回资金，繁荣家乡经济，许多农民工大省的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经济”；同时，“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一年土，两年洋，三年变了样”。外出打工既挣到钱，又学到先进的事物，改变了思想观念。中国特色的打工经济，在现阶段是几亿农民的最佳出路。
融入城市不容易
一亿农民到城里打工、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呈现“新二元结构”。如何帮助农民融入城市社会，加快打破城乡差别，是政府的责任，亦是全社会的共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今年加快起草《劳动监察条例》和《工资支付条例》，目标是保护农民的基本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给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然而，要达到此目标并不容易，目前，主要障碍如下：
一、农民大军数量庞大，知识水平低，缺乏技术，要花很大投资才能将他们培训成为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据官方统计，目前全国产品市场抽查的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造成2000亿的损失。许多厂商把质量差及安全事故频生，归咎使用太多农民工。全国评选101名工人“技术能手”，其中竟找不到一位农民工。
二、流动性大，自立门户，难与当地相结合。大多数农民工都是抱着“吃几年青春饭”的心理，三两年换一个打工地方，甚至一至半个月就转工，赚了钱就走，跟当地人是“两张皮”关系。海南人在深圳开“的士”者有二万多人，但他们大都住在郊区的石厦村，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各式各样民工聚居的城中村，他们各自为政，甚至组织自己的同乡会，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当地管辖，因而矛盾频生。
三、外商反对给农民工福利保障。福建有些地方，想在外来务工者之中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甚至，动员他们参加工会及其他社会福利组织，但是，外商强烈反对。结果有关部门以“影响地方投资环境”为由而不敢推行。
四、拖欠工资严重，有关部门互相推诱扯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说，需要用3年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解决建筑业拖欠农民工薪水问题。拖欠工资者，有不少是地方政府机关部门，因此，很难解决。
五、农民的生活习惯、卫生问题等，与当地格格不入。行乞、犯罪、卖淫更使当地人齿冷，因而强烈排斥农民进城。
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几亿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以及基本解决三农问题，然而，此路途依然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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