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12-23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政治家，列宁也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的政治才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数得上号的。论文学才能，在诗词和文学上都有杰出成就。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第2个回答 2009-02-14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王朝，它总共三百二十年历史，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北宋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人称临川先生，晚年受封荆国公，故亦称王荆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擢进士上第”，从此开始仕途生涯，一直至嘉佑三年（1058年）。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所以历史上的王安石，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至于他在教育思想方面的成就则似乎很少有人去关注。本人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凭借其文学上的巨大贡献，对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作一番了解。
一、王安石的文学成就
（一）王安石的前期诗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前后两期诗风有很大差别。前期诗歌主要以杜甫的创作思想为主导，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具有明显的写实精神。
正因为王安石对杜甫的崇拜，所以他在前期的诗歌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观，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紧扣当时的时政，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把自己渴望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写进了诗中，如《感事》、《河北民》、《收盐》、《读诏书》等诗篇，密切联系现实人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主张革除弊政、关心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和博大胸怀。
如《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除政治诗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咏史诗。如《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不仅是替商鞅翻案，也是为变法正名，表现了他对于变法的坚定决心。这种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亦不乏传世佳作。如《贾谊》、《韩非》等，皆有感而发，寓意深刻。特别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明妃曲》二首，描写细腻，形象生动，议论新颖，感情深沉，令人一洒同情泪的王昭君形象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幽愤之情。其中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人一扫历代描写王昭君这位绝代佳人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偏见，具有可贵的独创性。此诗一出，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人争相唱和，为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二）王安石后期诗歌。
王安石后期诗歌，是指他在熙宁九年罢相后的创作。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很大的变化：前期诗歌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退，大量的写景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走上了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注重对仗、用典、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他博观约取，熔铸前人，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沧浪诗话》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名作很多，如《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分护田净绿绕，两山排阀送青来。
又如《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晓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这些小诗新颖别致，锤炼甚工，妥贴自然，意境清丽，表现出荆公体的老练圆熟。他的《泊船瓜洲》诗亦很有名：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了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推动了宋人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后期由于受韩愈、卢同诗的影响，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喜造硬词、押险韵，对后来也有不良影响。
二、王安石的教育思想
宋仁宗治平年间（1064—1067），王安石因母丧居江宁，从事授徒讲学活动。据他的学生陆佃（1042—1102）在《陶山集》中回忆：“治平三年（1066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经绪余成学者，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从中深受教益，“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王安石的著述很多，其中《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原教》、《伤仲永》、《慈溪县学记》、《虔州学记》等，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的成就。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副宰相和宰相期间，发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其中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称为“熙宁兴学”，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四是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
“熙宁兴学”也同样因为王安石被逐出朝廷而半途夭折，但它将北宋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兴学运动产生深刻影响。
（二）王安石的教育思想。
王安石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病，从变法图强，兴利除弊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一些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1、学校应该培养具有实际才能的治国人才。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对于治国安民的重要作用。他在《慈溪县学记》中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在《乞政科条例》中又说：“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明确提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写道：“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这种人才具体来说，应该是“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就是说，应该具有实际的治国才能。
他强调人才的实际才能，既是对儒家历来主张培养佐治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提出的。他指出。“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而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学校培养出这样的人，究竟对国家何益？
王安石强调人才实际的治国才能，并不是只注重功利，而忽视道德修养。事实上，他把人的道德修养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他在《致一论》中说：“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只是由于为了扭转当时教育的空疏无用，他才把人才的实际才能放在突出的地位，这在当时无疑是积极的。
2、教学内容应该是“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从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际才能的治国人才的思想出发，王安石认为教学内容应该以是否“为天下国家之用”为标准。“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乎于学。”他所提出的“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主要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经术。王安石认为，儒家经学并非用来空谈“性命”、“天理”的，而是为“经世务”。因此，学校培养治国济世安民之才，就必须学习儒家经学。这就是王安石所谓“以经术造士”的思想。同时，为了“知经”，他也主张要读“百家之书”，要博学多问。
（2）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他认为懂得“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所以他一直坚持反对学习于治国治民毫无作用的课试文章，而主张学习“朝廷礼乐刑政之事”。
（3）武事。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明确提出“武事”也是应该学习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当时边患频繁，“愢愢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卫之不足恃”的北宋来说，尤为切实可用。
（三）王安石的人才观。
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才问题。王安石从变法图强的政治需要出发，以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广阔视野，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陶冶人才的系统理论。它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1、“教之有道”，即人才的培养问题。王安石认为应该做到这样三点：第一，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学校，并严格挑选学官；第二，教学内容以“实用”为准则，凡是对国家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则无不在于学”，反之，则“不教也”；第三，以造就有实际才能的人才为培养目标。
2、“养之之道”，即人才的管理问题。王安石提出三条具体措施。第一，“饶之以财”，就是各级官吏应该有较高的俸禄，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禽鄙之行。第二，“约之以礼”，就是明确规定官吏有关衣、食、住、用以及婚丧、祭养等的标准，以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发生放荡、奢侈的事情。第三，“裁之以法”，就是在上面两条的基础上，若有的官吏仍违反法律，则依法严惩。
3、“取之有道”，即人才的选拔问题。王安石提出三点主张。第一，选拔人才应该自下而上推荐。“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第二，对于推荐上来确实是贤能的，则应根据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以相应的官职。第三，考察人才不能偏听偏信，而应该察其言，观其行，试之以事。
4、“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使用问题。王安石的思想主要有两点。其一，“任其所宜”，提出使用人才时应做到用其所长，任其所宜。“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其二，“久之任”，即任职要相对稳定。
三、王安石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
王安石前期的诗歌创作中，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以关心时事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主要题材，这与他早期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境遇是分不开的，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的王安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高尚情怀，他力主革除弊政，充当了改革的先锋，他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得以付诸实施，对推进社会的发展的确保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随着改革的失败，特别是在其长子病逝，本人二次罢相后，他后期的诗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豪情，格调显得十分低沉，情绪也变得消极起来，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置农民的疾苦于不顾。“文如其人”，即使是一个倍受世人称颂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王安石的胸怀同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任何利益都重，一旦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便会表现出其人性薄弱的一面来。
当然，王安石除了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外，他的教育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关于教育和人才的独到见解，即使在现在也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提倡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提出统一教材，提出“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面国安利”的培养目标。他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一个国家要强盛，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让所有有条件的人都来接受教育，这样，人们的整体素质会得以提升，国家的“大治”也就达到了。
可惜的是，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随着变法的失败，也因为其过份强调太学的作用，州县即地方办学并未得以全面普及，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同时，他所提倡的“实际才能”也很大程度上定义“货与帝王家”的才能，其生命力也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削弱、消逝，不可能与社会发展相并存。
事实上，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对于后来南宋事功学派陈亮、叶适，以及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教育家黄宗羲、颜元等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特别是一些反映人才成长的共同规律，至今仍对我们有一定启发。
最值得肯定的是他所推崇的人才观，他提出在人才使用方面应坚持的四项原则，与我们今天考核选用人才的办法非常相似。他认为在人才管理上应该“饶之以财”，以达到消除贪污腐败、行贿索贿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高明之举，这与当今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提倡的“高薪养廉”的措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人才的使用方面，他主张“任其所宜”，强调人尽其才，用其所长，这就保证了人才的正确运用，避免了人才的浪费，对于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