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事迹

100字左右

伽利略·伽利雷 (1564~1642)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伟大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力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近代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 他是为维护真理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士。恩格斯称他是“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1564年2月15日生于比萨,1642年1月8日卒于比萨。伽利略家族姓伽利雷(Galilei),他的全名是Galileo Galilei,但现已通行称呼他的名Galileo,而不称呼他的姓。因为翻译问题,所以姓众说纷纭,以伽利略·伽利雷为准。

伽利略于1564年2月15日出生于意大利西部海岸的比萨城,他原籍佛罗伦萨,出身没落的名门贵族家庭。伽利略的父亲是一位不得志的音乐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对数学也颇有造诣。因此,伽利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伽利略在十二岁时,进入佛罗伦萨附近的瓦洛姆布洛萨修道院,接受古典教育。十七岁时,他进入比萨大学学医,同时潜心钻研物理学和数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伽利略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便离开了比萨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仍坚持科学研究,攻读了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许多著作,做了许多实验,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从而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当代的阿基米德”。

伽利略在25岁时被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两年后,伽利略因为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触怒了教会,失去这份工作。伽利略离开比萨大学后,于1592年去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学任教,一直到1610年。这一段时期是伽利略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在这里,他在力学、天文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累累硕果。

1610年,伽利略把他的著作以通俗读物的形式发表出来,取名为《星空信使》,这本书在威尼斯出版,轰动了当时的欧洲,也为伽利略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伽利略被聘为“宫廷哲学家”和“宫廷首席数学家”,从此他又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

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的宫廷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但是他的天文学发现以及他的天文学著作明显的体现出了哥白尼日心说的观点。因此,伽利略开始受到教会的注意。1616年开始,伽利略开始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

伽利略的晚年生活极其悲惨,照料他的女儿赛丽斯特竟然先于他离开人世。失去爱女的过分悲伤,使伽利略双目失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

1642年1月8日,凌晨4时,伟大的伽利略——为科学、为真理奋斗一生的战士,科学巨人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在他离开人世的前夕,他还重复着这样一句话:“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气。”

1564年 2月 15日,伽利略出生在意大利西海岸比萨城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据说他的祖先是佛罗伦萨很有名望的医生,但是到了他的父亲伽利略·凡山杜这一代,家境日渐败落。凡山杜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生前出版过几本牧歌和器乐作品,他的数学也很好,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美妙的音乐不能填饱一家人的肚皮,他的数学才能也不能给他谋到一个好职位。大约在小伽利略出生不久,凡山杜在离比萨城不远的佛罗伦萨开了一间卖毛织品的小铺子,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凡山杜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经商。

小伽利略是凡山杜的长子,父亲对儿子寄予很大希望。他发现,小伽利略非常聪明,从小对什么事物都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不仅如此,这个孩子心灵手巧,他似乎永远闲不住,不是画图画,就是弹琴,而且时常给弟弟妹妹做许多灵巧的机动玩具,玩得十分开心。

小伽利略最初进了佛伦勃罗萨修道院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他专心学习哲学和宗教,有段时间,小伽利略很想将来当一个献身教会的传教士。但是凡山杜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把儿子带回家,他劝说伽利略去学医,这是他为儿子的未来早已设计好的一条路。

17岁那年,伽利略进了著名的比萨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他当了医科学生。比萨大学是所古老的大学,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这很合伽利略的心意,但是伽利略对医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他很少上课,一上课就对教授们教课的内容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使教授们难于回答,在教授们的眼里,伽利略是个很不招人喜欢的坏学生。不过,伽利略只是兴趣不在医学,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并且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自古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学说。

要知道,伽利略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时代,而意大利又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大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发展成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建起了商号、手工作坊和最早的银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加上贸易往来的发达,印刷术的发明,新思想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于是,人们对千百年来束缚思想的宗教神学和传统教条开始产生了动摇。

一个偶然的机会,伽利略听了宫廷数学家玛窦·利奇的讲课。这位青年数学家渊博的学识,严密的逻辑性,特别是他在证明数学难题时的求证方法,使伽利略深深着迷。他眼睛亮了,仿佛发现了一个神奇无比的世界,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数学王国!他兴奋极了,立即找到宫廷数学家玛窦·利奇,向他提出了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玛窦·利奇原是跟随托斯坎尼大公爵从佛罗伦萨来到比萨的,他给宫廷里的侍童讲数学,没有想到会有一个热心的听众,而且他提出的问题非常有趣,充分显示出超群的智慧和深厚的学识功底。

当玛窦·利奇听说伽利略是比萨大学医科学生时,不禁脱口而出:“啊,伽利略,你有天才,你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的。”

伽利略的脸红了,他谈到自己对医学的厌倦,谈到父亲对他的期望,也倾诉了自己因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的苦恼。

“别泄气。”玛窦·利奇和蔼地说:“你努力自学吧,有什么困难,任何时候我都是你忠诚的朋友。”

听了玛窦·利奇的鼓励,伽利略越发刻苦钻研数学和物理学,他把从宫廷数学家那里借来的每一本书,都用心地阅读,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吸收下来。但是,他并不是那种迷信书本的人,那些人们认为是真理的权威结论,在伽利略的脑子里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疑问,他常常为此而感到苦恼,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有一次,伽利略信步来到他熟悉的比萨大教堂,他坐在一张长凳上,目光凝视着那雕刻精美的祭坛和拱形的廊柱,蓦地,教堂大厅中央的巨灯晃动起来,是修理房屋的工人在那里安装吊灯。

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吊灯像钟摆一样晃动,在空中划出看不见的圆弧。可是,伽利略却像触了电一样,目不转睛地跟踪着摆动的吊灯,同时,他用右手按着左腕的脉,计算着吊灯摆动一次脉搏跳动的次数,以此计算吊灯摆动的时间。

这样计算的结果,伽利略发现了一个秘密,这就是吊灯摆一次的时间,不管圆弧大小,总是一样的。一开始,吊灯摆得很厉害,渐渐地,它慢了下来,可是,每摆动一次,脉搏跳动的次数是一样的。

伽利略的脑子里翻腾开了,他想,书本上明明写着这样的结论,摆经过一个短弧要比经过长弧快些,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谁也没有怀疑过。难道是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还是怎么回事。

他像发了狂似的跑回大学宿舍,关起门来重复做这个试验。他找了不同长度的绳子、铁链,还有不知从哪里搞到的铁球、木球。在房顶上,在窗外的树枝上,着迷地一次又一次重复,用沙漏记下摆动的时间。最后,伽利略不得不大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错误的,决定摆动周期的,是绳子的长度,和它末端的物体重量没有关系。而且,相同长度的摆绳,振动的周期是一样的。这,就是伽利略发现的摆的运动规律。

伽利略不用说多么高兴了。可是在当时,有谁会相信一个医科大学生的科学发现,何况他的结论是否定了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说法。

就在这时,凡山杜的铺子里越来越不景气,听说伽利略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医学,而是成天迷恋着不相干的实验,于是,严厉的父亲决定停止伽利略继续上大学,让他回家去当一个店员。

伽利略灰心极了,他离开了比萨大学回到佛罗伦萨。但是他选择的道路却是不可动摇的。

坚信科学

佛罗伦萨一条不太热闹的街道,有一个门面不大、生意清淡的铺子,这就是凡山杜开的毛织品商店。每天,当匆匆过往的行人经过这里时,总是可以看见红头发的伽利略呆呆地坐在柜台前出神,或者旁若无人的在那里摆弄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像秤盘呀,铁块呀,盘子呀;而更多的时候,他是埋头在书本里,他看得那样专心,就连他的父亲大声叫唤都听不见。

自从回到家里,伽利略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父亲的铺子里当一名店员,但是他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数学和物理学。没有起码的学习条件,也没有老师可以求教,他就想方设法找到一些自然科学的书籍,以顽强的毅力刻苦自学。他最喜欢的书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和阿基米德的著作。

《几何原理》是世界上流传下来最早的几何学著作,而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著作,包含了丰富的数学与力学知识,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物理实验,对伽利略有很大的吸引力。

谈起实验,伽利略的兴趣最浓。还在比萨大学时,他就动手制作了一种

“脉搏计”,这是他根据摆的运动规律设计的,可以用来测量病人的脉搏跳动的情况,很受医生的欢迎。现在,在父亲的铺子里,谈不上实验的条件,但他仍然用一些日常的器具来做实验,尽管这样做免不了又要挨父亲的骂,他还是照干不误。

他从阿基米德检验国王皇冠的实验中受到启发,一面重复这个实验,一面想到这种方法的用途。当时欧洲各国的航海事业正在兴起,航海业带动了造船业和机械制造,采矿、冶金的发展,反过来又向科学技术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伽利略于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合金的物理和力学性质的研究,不久,他通过测定物体在水中的重量发现,物体投入水中减轻的重量,刚好等于它排开的水的重量。在这个重大发现的基础上,伽利略发明了一种比重秤,可以很方便地测定各种合金的比重。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详细地介绍了比重秤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这件事,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传开了。

1589年夏天,在佛罗伦萨的店铺里度过了4年自学生活的伽利略,由于得到宫廷数学家玛窦·利奇的鼓励,特别是贵族盖特保图侯爵的推荐,他终于获得了比萨大学数学和科学教授的职位。这时,他只有25岁。

现在,伽利略可以不必为生活发愁了,虽然工资不高,但是他可以在完成日常教学之外,专心从事他向往的科学研究。就在这不久,伽利略进行了本文一开头介绍的自由落体实验,他在比萨斜塔上扔下的铁球,不仅雄辩地证明了不同重量的物体由同一高度自由下落时速度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大胆的结论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权威结论。在那些思想保守、头脑僵化的人眼里,这个举动无异于挖了他们的祖坟,亚里斯多德的信徒们与伽利略开始势不两立了。在比萨大学呆了一个学期,伽利略又失去了职位。原因是他得罪了一个大公爵的亲戚乔范尼。这个乔范尼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声称发明了一台挖泥船,假惺惺地跑来征求伽利略的意见。当伽利略仔细观察了挖泥船的模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设计不合科学原理,根本不能使用。乔范尼碰了一鼻子灰,不但不接受伽利略的意见,反而固执地坚持下水实验,结果船沉了。事实证明伽利略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恼怒的乔范尼反而迁怒于伽利略,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他是“阴险的人”。那些早就心怀不满的亚里斯多德的信徒,乘机对他大肆攻击,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气氛中,伽利略无法在比萨大学呆下去了。

伽利略再一次求助于盖特保图侯爵。这位珍惜人才的贵族再一次伸出友谊的手,他运用自己的影响,把伽利略推荐给帕多瓦大学,帕多瓦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学术空气浓厚的小城,距离美丽的海滨城市威尼斯不远,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管辖。1592年,28岁的伽利略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科学和天文学教授。

从此,伽利略迎来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工作的18年间,最初把主要精力放在他一直感兴趣的力学研究方面,他发现了物理上重要的现象——物体运动的惯性;做过有名的斜面实践,总结了物体下落的距离与所经过的时间之间的数量关系;他还研究了炮弹的运动,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关于加速度这个概念,也是他第一个明确提出的:甚至为了测量病人发烧时体温的升高,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还在1593年发明了第一支空气温度计……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伽利略改变了研究方向。他从力学和物理学的研究转向广漠无垠的茫茫太空了。

那是1604年的冬天,在南方的天空突然出现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这颗宇宙的不速之客吸引着许多人的注意,而后又在第二年的秋天神秘地消失。人们不禁提出一连串的疑问,这是一颗什么样的星?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夜空中的点点繁星究竟是按照怎样的规律运动的?但是,所有这些问题,谁也说不清楚。

伽利略每天晚上都在观察着那颗神秘的星辰,只要天气晴朗,他是决不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的。他的脑海也不断浮想出许许多多问题,他越来越感到,人类对宇宙的秘密了解得太少了。

但是,光凭肉眼观察毕竟是有限的,当时还没有发明望远镜。伽利略一直在想,能不能想办法使人的视力更加锐敏,更加扩展,像神话中的千里眼那样可以看清遥远的星星呢?

转眼到了1609年6月,伽利略听到一个消息,说是荷兰有个眼镜商人利帕希在一偶尔的发现中,用一种镜片看见了远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这难道不正是我需要的千里眼吗?”伽利略非常高兴。不久,伽利略的一个学生从巴黎来信,进一步证实这个消息的准确性,信中说尽管不知道利帕希是怎样做的,但是这个眼镜商人肯定是制造了一个镜管,用它可以使物体放大许多倍。

“镜管!”伽利略把来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急忙跑进他的实验室。他找来纸和鹅管笔,开始画出一张又一张透镜成像的示意图。伽利略由镜管这个提示受到启发,看来镜管能够放大物体的秘密在于选择怎样的透镜,特别是凸透镜和凹透镜如何搭配。他找来有关透镜的资料,不停地进行计算,忘记了暮色爬上窗户,也忘记了曙光是怎样射进房间。

整整一个通宵,伽利略终于明白,把凸透镜和凹透镜放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就像那个荷兰人看见的那样,遥远的肉眼看不见的物体经过放大也能看清了。

伽利略非常高兴。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动手磨制镜片,这是一项很费时间又需要细心的活儿。他一连干了好几天,磨制出一对对凸透镜和凹透镜,然后又制作了一个精巧的可以滑动的双层金属管。现在,该试验一下他的发明了。

伽利略小心翼翼地把一片大一点的凸透镜安在管子的一端,另一端安上一片小一点的凹透镜,然后把管子对着窗外。当他从凹透镜的一端望去时,奇迹出现了,那远处的教堂仿佛近在眼前,可以清晰地看见钟楼上的十字架,甚至连一只在十字架上落脚的鸽子也看得非常逼真。

伽利略制成望远镜的消息马上传开了。“我制成望远镜的消息传到威尼斯”,在一封写给妹夫的信里,伽利略写道:“一星期之后,就命我把望远镜呈献给议长和议员们观看,他们感到非常惊奇。绅士和议员们,虽然年纪很大了,但都按次序登上威尼斯的最高钟楼,眺望远在港外的船只,看得都很清楚;如果没有我的望远镜,就是眺望两个小时,也看不见。这仪器的效用可使50英里的以外的物体,看起来就像在5英里以内那样。”

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经过不断改进,放大率提高到30倍以上,能把实物放大1000倍。现在,他犹如有了千里眼,可以窥探宇宙的秘密了。

这是天文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几千年来天文学家单靠肉眼观察日月星辰的时代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光学望远镜,有了这种有力的武器,近代天文学的大门被打开了。

现在,每当星光灿烂或是皓月当空的夜晚,伽利略便把他的望远镜瞄准深邃遥远的苍穹,不顾疲劳和寒冷,夜复一夜地观察着。

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月亮是个光滑的天体,像太阳一样自身发光。但是伽利略透过望远镜发现,月亮和我们生存的地球一样,有高峻的山脉,也有低凹的洼地 (当时伽利略称它是“海”)。他还从月亮上亮的和暗的部分的移动,发现了月亮自身并不能发光,月亮的光是从太阳那里得来的。

伽利略又把望远镜对准横贯天穹的银河,以前人们一直认为银河是地球上的水蒸汽凝成的白雾,亚里斯多德就是这样认为的。伽利略决定用望远镜检验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他用望远镜对准夜空中雾蒙蒙的光带,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根本不是云雾,而是千千万万颗星星聚集一起。伽利略还观察了天空中的斑斑云彩——即通常所说的星团,发现星团也是很多星体聚集一起,像猎户座星团、金牛座的昂星团、蜂巢星团都是如此。

伽利略的望远镜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宇宙的秘密,他发现了木星周围环绕着它运动的卫星,还计算了它们的运行周期。现在我们知道,木星共有 14颗卫星,伽利略所发现的是其中最大的四颗。除此之外,伽利略还用望远镜观察到太阳的黑子,他通过黑子的移动现象推断,太阳也是在转动的。

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足使伽利略动笔写一本最新的天文学发现的书,他要向全世界公布他的观测结果。1910年3月,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使者》在威尼斯出版,立即在欧洲引起轰动。

但是,他没有想到,望远镜揭开的宇宙的秘密大大触怒了很多人,一场可怕的厄运即将降临在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的头上。

1615年冬季的一天,天气寒冷异常,天空笼罩着阴沉的乌云,伽利略孤身一人来到罗马。5年前的1610年,伽利略告别了帕多瓦大学,回到佛罗伦萨,担任了托斯坎尼公国的宫廷数学家和哲学家,兼任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也就在这年,他曾经访问过罗马,受到热情的接待和规格很高的礼遇。他在天文学上一系列新发现和望远镜的发明,受到罗马教皇保罗五世的重视,罗马的贵族和科学家也以结识他而感到荣耀。可是,仅仅事隔5年,罗马的脸孔完全变了,没有鲜花和笑脸,到处是冷漠的没有表情的面孔,连熟悉的人也像躲避瘟疫似地离他远远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这一次,伽利略的名字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黑名单,他是被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传讯到罗马来接受对他的审讯的。

伽利略犯了什么罪呢?这话要从头说起。

15、16世纪的欧洲,正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神权统治的欧洲,用神学代替了科学,用野蛮代替了自由。神学家们荒诞地宣称,宇宙是一个充满“各种等级的天使和一个套着一个的水晶球”,而静止不动的地球就居于这些水晶球的中心。他们推崇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学说,因为在神学家看来,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因为上帝创造太阳的目的,就是要照亮地球,施恩于人类。这是永恒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

为了维护这个荒谬的理论,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不惜用恐怖的暴力对付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们。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活活被烧死,他的罪名只不过说了地球是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居住,却因违背圣经的教义惨遭迫害。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罗马百花广场被活活烧死,也是因为他到处宣传了哥白尼的学说,动摇了地球中心说。

伽利略是布鲁诺的同时代人,早在帕多瓦大学执教时,他就读过哥白尼的著作《试论天体运行的假说》(又名<<天体运行论>>)。这位杰出的波兰天文学家在这本书中大胆地提出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转的理论,即太阳中心说,一开始就引起伽利略的极大兴趣。但是伽利略是个科学态度十分严肃的学者,他想,过去都说是太阳围着地球运转,哥白尼却提出相反的看法,到底哪一个正确呢?伽利略没有轻率地下结论,他决定用自己的望远镜来证实谁是谁非。

当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使者》出版时,他已是一个哥白尼学说坚定的支持者了。伽利略通过自己的观测和研究,逐渐认识到哥白尼的学说是正确的,而托勒玫的地球中心说是错误的,亚里斯多德的许多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伽利略不仅发表了批驳亚里斯多德的论文,还通过书信毫不掩饰地支持哥白尼的学说,甚至把信件的副本直接寄给罗马教会。在伽利略看来,科学家的良心就是追随真理。

但是,罗马教廷是决不会放过伽利略的,他们先是对伽利略发出措辞严厉的警告,继而把他召到罗马进行审讯。1616年2月,宗教裁判所宣布,不许伽利略再宣传哥白尼的学说,无论是讲课或写作,都不得再把哥白尼学说说成是真理。

伽利略不会忘记,16年前布鲁诺就是被这些披着黑色道袍、道貌岸然的上帝的卫道士活活烧死的。他如果敢于反抗,下场绝不会比布鲁诺更好。

在教会的淫威下,伽利略被迫作了放弃哥白尼学说的声明。他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回到佛罗伦萨,在沉默中度过了好些年。

但是伽利略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放弃哥白尼学说,相反,继续不断的观测和深入研究,使他更加坚信哥白尼学说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理论。在佛罗伦萨郊外的锡尼别墅里,伽利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病魔在残酷地折磨他,但是他依然念念不忘宣传哥白尼的学说。经过长久的酝酿构思,用了差不多5年时间,一部伟大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终于诞生了。

《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表面上是以三个人对话的形式,客观地讨论托勒玫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对谁是谁非进行没有偏见的探讨。但是当这本书好不容易在1632年2月出版时,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以充分的论据和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错误理论,科学地论证哥白尼的地动说,宣告了宗教神学的彻底破产。

很快,嗅觉比猎狗还灵的教会嗅出了这本书包含的可怕思想,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大胆结论使神学家们感到极大恐慌。那些早就对伽利略心怀不满的学术骗子立即和教会勾结,罗织罪名,阴谋策划,为迫害伽利略大造舆论。

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斗争爆发了。1632年8月,罗马宗教裁判所下令禁止这本书出售,并且由罗马教皇指名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本书进行审查。伽利略预感到大祸临头,果然,到了10月,他接到了宗教裁判所要他去罗马接受审讯的一纸公文。

这时候的伽利略已是69岁的老人,病魔缠身,行动不便,许多关心他的人到处为他说情,但是罗马教皇恼怒地说:“除非证明他不能行动,否则在必要时就给他带上手铐押来罗马!”

就这样,1633年初,伽利略抱病来到罗马。他一到罗马便失去自由,关进了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并且不准任何人和他接触。

人类历史上一次骇人听闻的迫害就这样开始了。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法庭上,真理遭到谬误的否决,科学受到神权的审判。那些满脸杀机的教会法官们,用火刑威胁伽利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他们就要对他处以极刑。

年迈多病的伽利略绝望了,他知道,真理是不可能用暴力扑灭的。尽管他可以声明放弃哥白尼学说,但是宇宙天体之间的秩序是谁也无法更改的。

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为了处分你这样严重而有害的错误与罪过,以及为了你今后更加审慎和给他人做个榜样和警告,”穿着黑袍的主审法官当众宣读了对伽利略的判决书,“我们宣布用公开的命令禁止伽利略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判处暂时正式把你关入监狱内,根据我们的意见,以及使你得救的忏悔,在三年内每周读七个忏悔的圣歌……”

伽利略的晚年是非常悲惨的。这位开拓了人类的眼界,揭开了宇宙秘密的科学家,1637年双目完全失明,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他唯一的亲人——小女儿玛俐亚先他离开人间,这给他的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即使这样,伽利略仍旧没有失去探索真理的勇气。1638年,他的一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讨论》在朋友帮助下得以在荷兰出版,这本书是伽利略长期对物理学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现代物理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后来,宗教裁判所对他的监视有所放宽,他的几个学生,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气压力的发现者托里拆利来到老人身边,照料他,同时也是向他请教。他们又可以愉快地在一起讨论科学发明了。

1642年1月8日,78岁的伽利略停止了呼吸。但是他毕生捍卫的真理却与世长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00多年后的今天,1979年11月,在世界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提出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此,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审查委员会,负责重新审理这一冤案。其实,哪里还用得着审理什么呢?宇宙飞船在太空飞行,人类的足印深深地留在月球的表面,人造卫星的上天,宇宙测探器飞出太阳系发回的电波……所有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早已宣告了宗教神学的彻底破产,人类将永远记住伽利略这个光辉夺目的名字。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490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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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5-13
在科学发展史上,虽然没有真刀真枪的两军对垒,但确有人为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布鲁诺(1548—1600)就是一个舍身成仁的天文学家。

布鲁诺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贫苦家庭,15岁进修道院,在那里他读了很多书。24岁成为牧师,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逐渐对宗教产生怀疑。他大胆地批判《圣经》,因而冒犯了罗马教廷,只好逃出意大利,到法国、英国等地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批判托勒密的地心说。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在太阳以外,还有无数个类似的恒星系统。太阳不过是一个恒星系统的中心,而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布鲁诺发展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把人类对天体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由于布鲁诺广泛宣传他的先进哲学思想,引起了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恐惧和仇恨。1592年,罗马教廷采用欺骗手段,把他骗回意大利,并立即逮捕。刽子手们使尽了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想让布鲁诺屈服,但他坚贞不屈地说:“我半步也不退让”。经过八年的折磨,他被处以火刑。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布鲁诺面对行刑的刽子手,庄严宣布:“你们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恐惧!”布鲁诺被处死了,他的科学精神永存!1889年,人们在布鲁诺殉难的鲜花广场上竖立起他的铜像,永远纪念这位为科学献身的勇士。

哥白尼 日心说 烧死
布鲁诺 天文学 烧死
利赫曼 电学 雷电击死
邓稼先 核物理 过量核辐射
彭佳木 探索罗布泊 失踪
诺贝尔 炸药 炸死

鲍尔·海斯德是美国一位研究蛇毒的科学家。他小时候看到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人被毒蛇咬死,就决心研究出一种抗蛇毒药。他想到,人患了天花,会产生免疫力,而让毒蛇咬后能不能也产生免疫力呢?体内产生的抗毒物质能不能用来抵抗蛇毒呢?他设想到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从15岁起,他就在自己身上注射微量的毒蛇腺体,并逐渐加大剂量与毒性。

这种试验是极其危险和痛苦的。每注射一次,他都要大病一场。各种蛇的蛇毒成分不同,作用方式也不同,每注射一种新的蛇毒,原来的抗毒物质不能胜任,又要经受一种新的抗毒物质折磨。他身上先后注射过28种蛇毒。经过危险与痛苦的试验,终于有了收获。由于自身产生了抗毒性,眼镜王蛇、印度蓝蛇、澳洲虎蛇都咬过他,但每次他都从死神身边逃了回来。蓝蛇的毒性极大,海斯德是世界上唯一被蓝蛇咬过而活着的人。他一共被毒蛇咬过130次,每次都安然无恙。海斯德对自己血液中的抗毒物质进行分析,试制了一些抗蛇毒的药物,已救治了很多被毒蛇咬伤的人

献身科学 造福人类——记中国留美科学家郭申元

“他是一个总在琢磨新点子的科学家,一个十分称职的丈夫。”他的妻子欣欣说。“他从小热爱生命科学,16岁就发表研究论文,从上海中学保送进入复旦大学。在复旦学习的一年半里,他翻译发表了20余篇论文,编译一本介绍生命科学和医学进展最新成果的专著。”他的年迈的父母回忆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查尔斯·理查森认为,他的研究为生命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艾威斯评价道:“他在我们这里的教授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我的实验室中最好的博士生。”

这就是郭申元,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学子。在美国辛勤奋斗10载,对生物化学科学研究前沿———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复制过程中解旋酶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就在他满怀信心向科学高峰迈进之际,凶恶的肝癌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他年仅29岁的生命。

郭申元199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专业。从大学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研究方向是遗传物质DNA主要构成物质的合成和复制。1998年3月,他获得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生化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蛋白质结构以及dAK与dGK组合差异及其结构》受到了美国许多分子生物学专家的高度评价。

随后,郭申元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享有盛名的美国科学院院士理查森是他的合作教授。在哈佛,郭申元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研究课题DNA解旋酶的作用机制。DNA解旋酶是国际生化界极为关注、众所求解的领域,是DNA复制、重组和修复等过程中的关键步骤。通过夜以继日的研究和实验,郭申元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他鉴定出起解旋酶功能的蛋白质部分,为解旋酶晶体的制备成功以及三维结构的测定奠定了基础;他对解旋酶和引发酶这两种重要复制酶的功能区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的连接位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这是世界上首次揭示此类解旋酶的结构,为开发新一类治癌药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方向。郭申元4年内在国际顶尖的科学杂志《细胞》、《国际生物化学学报》、《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5篇论文,第六篇也即将问世。他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令同行佩服不已。

郭申元在美留学期间,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基础科学研究,对自己心爱的事业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他获得了“全美优秀生”的称号。1996年成为只有美国主要大学优秀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的荣誉学术团体PhiKappaPhi的终身会员。他本科毕业时,曾有美国公司向他提供薪水不错的工作,但他还是选择了继续深造。理由很简单:“我来美国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学本领。只有掌握了过硬的本领,才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郭申元每天都是“两点一线”:从住处到实验室,实验室到住处。午饭、晚饭都是在实验室解决。干到深夜两三时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

今年初,郭申元经历了肝脏被切除80%的大手术之后,稍待体力和脑力恢复,就让妻子帮他整理资料、修改论文。随后不久,他再度踏进了实验室大门,开始新的科研设计。他的身体本来恢复很好,一家人十分高兴。可是,2月下旬,病魔再度“造访”,郭申元又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郭申元自己是研究征服癌魔的专家,深知癌症的厉害,但他以极大的毅力面对癌魔。住院期间,他乐观、豁达,极力安慰自己的妻子、老父、老母,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周在病床上还与同事讨论科研的进展。哈佛有位教授称赞道,郭博士的行为“保持了一位科学家的尊严”。他在病床上对妈妈说:“这10年来,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当好一名生命科学家努力奋发,刻苦读书和研究。我没有浪费过1分钟,我很开心,活得实实在在……”

郭申元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0年,一直忙于搞科研,根本抽不出时间回上海一趟。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最后的心愿是:“我想看看祖国的巨大变化,看看故乡的亲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今年3月23日,在多方热心人帮助之下,郭申元在妻子和妈妈护送下回到了阔别10年的故乡。5天之后,他带着一片眷恋离开了人世。

郭申元博士英年早逝令人们惋惜不已。驻美中国工作人员以及华侨、华人、留美学人纷纷表示沉痛哀悼。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徐敦潢说:“郭申元博士热爱科学,热爱生活,热爱祖国,是数以万计在美留学人员的杰出代表。”波士顿地区中文报纸《波士顿纪事报》发表了题为《为人类做贡献,为科学献青春》的近4万字的长篇通讯,纪念郭申元博士。

哥伦布
航海家、探险家克里斯多佛·哥伦布在西班牙巴利阿多利德永远地合上了眼睛,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航海家画上了人生的句号。但是,哥伦布开启的航程却才刚刚开始:两个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因他改变

彭加木
关于罗布泊有好多神秘的传说,罗布泊,三个字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神秘,而不是单单的地域名称。有一段文字对她的描绘非常贴切:“罗布泊其实是汇入多水湖之意,为内陆最大的移动咸水湖。大自然曾造就了5400平方公里湖面的罗布泊,在最近的百年间,湖水已干涸见底,如今,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片荒芜的景象:湖泊干涸、河水断流、古堡沧桑,生命仿佛在这里嘎然停止。
1980年5月,彭加木第四次率队考察罗布泊地区,历尽艰辛,首次成功穿越罗布泊干涸湖底。当考察队面临着缺水、缺油的严重困难。6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彭加木亲自去寻找水源,留下一张写着“我往东去找水”的字条,就再也没有回来。经过当地政府和驻军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寻找,但始终没有发现彭加木的遗体。
26年来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但是也一直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希望能尽快找到他的遗体,给我们的科学家一个隆重的葬礼,也给他的家人一个心灵的安慰。
我们的国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敢于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才有了如今发达的科学技术。
彭加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野口英世
野口英世先生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由于传染上病毒,于1928年5 月21日去世。同年6月15日,其遗体运回美国纽约市北郊的一处墓地埋葬。野口英世先生的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利赫曼和雷电
http://hi.baidu.com/yjkok/blog/item/7afd65c6e782971b9d163de4.html

郭申元生前的良师益友、哈佛大学医学院吴柏林教授动情地对记者说:“申元是一个爱因斯坦、陈景润式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学者在美艰苦奋斗的一个缩影。申元用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写出了让人敬佩、让人流泪的篇章。他走了,但他的精神不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05-26
袁隆平——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袁隆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杂交水稻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获得者。在国际上11次捧回大奖。获得的“世界粮食奖”更是农业领域国际上的最高荣誉。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毕升活字印刷的故事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钱学森回国前的故事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 9 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 钱学森 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 15000 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 6 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竺可桢:毛泽东让他管天

毛泽东读了 竺可桢 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 100 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 800 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 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竺可桢身为知名科学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生活。在抗战最艰去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现出这位气象学大师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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