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多个军统高级特务编纂的《特工秘闻》（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披露，所谓“十三太保”即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复兴社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注意，他们并不全是特务。
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十三人，也不能肯定指出是哪十三个人。
有人说这十三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络、梁干乔、萧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
有人说曾扩情、澧梯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
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不外是这些人却是事实。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澧佛、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断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
贺衷寒：曾参加过C.Y ，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坚决反共，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总队长，很想从此转人带兵。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只要他搞政治工作。其后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可是陈诚越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推重。他对于复兴社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令）的关系特别密切，形成了一个“湖南派”。“西安事变”发生，他与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以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不料蒋竟然得释，他也以居心叵测大受冷落，从此成为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了。1940年后闲居了两年，1942年被任为无足轻重的社会部劳动局局长。
邓文仪：“拥蒋狂”和“反共狂”，“四一二”“清党”的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任蒋的侍从秘书直到1934年，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最被亲信的一人。1932年初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保安行营”分别设立“调查科”或“第三科”，以南昌行营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处都派驻间谍股。1934年被撤免一切职务后，南昌行营调查课并入复兴社特务处，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到1936年又被派任书记长。抗战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的政治部主任，后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抗战后任国防部新闻局（即复兴社政训系统的后身）局长
康泽：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因而特受蒋介石的信任。主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培养特务骨干，组织“别动队”在进行“剿共”军事的前方和后方广大地区，与复兴社特务处互为表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复兴社书记长，复兴社并于三青团后，他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
戴笠就不用说了吧，很著名。
其余的太保如下：
刘健群：两度任书记长，不是黄埔生，所以没有人真正服从他。
鄂梯：黄埔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个性乖僻、特立独行，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
曾扩情、萧赞育：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才能。
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抗战后任海军总司令。
潘佑强、葛武架：乖僻暴戾，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奴才面目。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
膝杰、周复、杜心如：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只是配角。
郑介民、梁干乔：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
胡宗南：并不参加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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