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会与差序伦理2007-03-19 22:17民族奴役和牢固的部族生活—宗法社会与差序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由差序伦理整合起来的宗法社会。贯通中西的费孝通先生，在60年前将整合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称为差序结构，即：在宗法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都是以“己”为中心构成的同心圆，自里面的“己”出发，自内而外，就形成了似石子丢进水中形成的同心圆波纹那样的层次关系，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这就形成了贵贱、亲疏的差等次序即“差序结构”(我称为差序伦理)。
半点儿认为，中国社会不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以差序伦理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整合起来的(宗法)社会。论中国特色，这是不得不说的也是令人扼腕的中国特色。
农业文明社会，在一开始都是部族公社形式。因部族之间对土地的争夺而引致竞争与联盟关系，在部族间形成了一定的亲疏远近关系。部族内部的尊贵也因生产和对外竞争的需要而形成尊贵秩序。由此形成整合社会的宗法式的伦理秩序，农业文明一开始，也就是宗法社会。
然而同样是农业文明的四大古文明，而且后来的西方文明也是在汲取中东地区的古农业文明之后，形成了以农业文明的定居生活为主导的文明生活方式，也即西方文明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成果基础上的，那么宗法伦理为什么独独成了中国的特色呢？
我想根本原因是，中东文明古国不仅经历过我们同样的外族入侵，而且还经历了被后起的商业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两次同化，即政~治经济结构的希腊化和罗马化。而我们通常是：以宗法秩序之农业文明同化野蛮的游牧民族。这是巨大的差别。
再则，中华大地这块地方的文明(中原的农业文明也好，边缘的其它文明也好)，根据考古或有文字记载的，都要大大晚于埃及和两河文明。传统中的五代和夏商都是部落联盟意义上的宗法式国家。周灭商，周族征服商族，采取了民族奴役的方式，统治民族按宗族内部的亲疏关系以天子为圆心，居于所封之国，被奴役民族居于野，在野的被统治民族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宗族部落形式。同时，周朝也保留了部落联盟的形式，一些与原来与周族联盟的部族之国保留了下来，蛮荒地带的部落国家与周天子之国形成纳一无足轻重的巴茅的形式结成贡服关系。这样，周族，或统治民族的宗法性质保留了，被统治民族和宾服民族的宗法性质也得到保留。在后来的历史中，尽管有无数次的大动乱如因灾荒、外族入侵等所带来的改朝换代，每次幸存下来的仅少半，这小半的幸存者多是强者，或居于上层的较多，而上层最能保持其宗族体系。
春秋战国时代，因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治理日益复杂化，以及可能因人口与资源压力导致了诸候国之间的竞争和兼并战争，都需要打破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封闭的阶级关系，在社会治理中任用能人。而周族因是后起的部族，作为统治民族，其文化程度或文明程度肯定要低于居于野的中原旧族和齐一类的旧部落诸候。另外，还可能存在居于国的统治民族，经历几百年的寄生生活而腐化的情况。由此，选贤任能的法家思想抬头，宗法政~治秩序不断被突破。
但是对宗法政~治秩序的突破，遇到了以孔子和老子(老子的去智、无为、小国寡民思想也是想回到田园牧歌的温情脉脉的上古宗法社会)为首的强烈反弹。孔子和老子，都把等级的或差序的伦理道德秩序视为天道，为德。从而孔子的礼教和老子的道教，成为替代原初的英雄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宗~教的中国古代宗~教，这两种宗~教支配着中华社会一直到20世纪的革命之前，因此使宗法特征和差序伦理成为中国第一特色。
发展与流变：从宗族伦理到三纲五常，专~制极权时期的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同构
从秦开始，中国进入帝皇专~制极权社会。野蛮而虎狼之秦，行法家之术而统一中国。虽然法家是极力想破坏有害于法家专~制一统秩序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凡是造反成功达成改朝换代的，无不与宗姓大族参与有关)，但可能因对宗法社会秩序的破坏太厉害，导致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和民众缺乏宗法社会秩序带来的精神与生活家园，秦的暴政更突出，也就二世而亡(亡于楚的三户宗族)。
实际上，宗法秩序在古代，有着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它在统治民族或皇权的政~治残酷与底层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保护层，使底层民众生活在有一定序法秩序保护、有可期待的生活秩序规则之中。秦的法家制度，打破了这一保护，破坏了农业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精神家园，能不天怒人怨？
人类都会在学习中改变(不是前进)。汉朝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吸取秦的教训，实行了儒教第二代教主董仲舒(任何宗~教都是在第二代教主下，使其宗~教设计的秩序合于现实的)的三纲五常，在保留法家的选贤任能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使社会生活的差序伦理政~治化，儒表法里的百代政制最终形成。
三纲五常是什么？三纲五常就是，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同构秩序。国家或家国概念，是这一秩序的集中体现。忠孝仁义，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核心，全为差序伦理道德之要求。孟子的仁，被改造了。实际上，看似式博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以差序伦理语言说出的，同样逃不出差序伦理的手心。
越近皇权的权力核心，忠义的政~治的宗法伦常越明显，宗族的(孝仁的要求)越弱。离京都越近的地区，社会的宗法特征也越弱。相反，越是接近社会底层和越是远离皇权，家族宗法秩序在整合社会中越重要。
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诸候国的消失和国家政~治社会的统一，造成社会的流动较春秋之前要大得多，除了族内生活之外，又有了社会生活。在三纲五常一统社会与江湖(社会流动造成江湖)之后，宗法差序伦理开始了流变：江湖，主要以义结，兼以等级的忠，如水浒宋江的忠义堂。在朝廷政~治秩序中，天子自然是以其皇族为国，文人士子则忠于专~制皇权，在文人士子之间则以义和忠孝之节形成同门、同窗、同年和同一考官(同一提拔者)的帮派关系。在城市社会中，则主要是以仁为主的同乡关系，与西方城市以行会为主形成极大区别。
以上所述宗法秩序的发展，政~治伦理与宗族伦理围绕皇权和京都的差异，形成了我国典型的北人与南人的区别。由于北方，是历史京城所在之地。因此，北方更重义，南方人更重兄弟关系之仁。桃园结义与水浒聚义，北人造反以义结。南人造反多与宗族相结，且等级结构明显，即使是洪秀全的“邪教”兄弟军，最终也是败在曾国藩的子弟兵下。朋友之义当然不如兄弟之仁的关系来得紧密，故北地容易被征服(可能是接近蛮族的地理之故)，多出汉奸，南地不易被征服，南方家族社会成分一直较多。
差序伦理的危害：封建专~制极权体制的超稳定结构
缺乏公共精神和真正的法制秩序：差序伦理是的是一已之私为核心的，辅之以宗法伦理集结的集团之私。没有公共精神，因此也没有真正的法制和法律秩序。以差序伦理为基础的人伦社会，与法治社会截然相反，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自我”是又受到差序伦理的束缚而缺乏独立性，这与法治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我们虽然也有集体精神，但这种在差序伦理型塑下的集体精神，是一种“大我的自私”，而非法治社会的尊重他人(家族以外、小集团之外的他人)的权利基础上的公共精神。由于不同范围之“我”的极端自私，我们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而没有宽容精神。另外，西方社会是在自古就重商业的以契约伦理为核心的社会，这与以差序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不同，契约伦理能发展出公共精神和法治秩序。契约伦理，及其公共精神和法治精神，是西方社会成功转向现代的核心要素。我们的差序伦理，尤其是秦汉以来的政~治伦理与宗法伦理同构体系的形成，是我们走不出封建专~制超稳定结构或循环的根源所在。
有集体内的平均主义，而又人道主义：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既是适应社会流动极少的传统农业社会需要的(部族、国家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家庭内财产和土地在子弟中的平均分配)，也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社会的稳定和宗法社会的稳定。平均主义，始终只是不同宗法集团同等级内的平均主义，它是由“仁”的差序伦理规定的。因此，在宗法社会内部，在宗族或家族内部，表面上我们是由平均主义的仁所体现的温情脉脉。但在不同等级之间，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又是天经地义的。在宗法集团之外，则“无视他人~权利”、“恃强凌弱”、“不知平等待人为何物”，而没有半点儿人道主义了(甚至宗法集团内部不同等级间也没有人道主义)。
没有脱离于宗法秩序的人道主义，就不会有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主义，也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科学是建立在批判和怀疑之上的，差序伦理则铸造就了思想的保守)和哲学。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没有产生基于人人平等理想上的如基督教(基于新约，和伊斯兰教)，这是走向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备。
由于政~治伦理与宗法伦理的同构，由于江湖伦理的宗法化，从宗族生活到社会生活再到政~治生活全被差序化。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处，无论社会现实和自身地位如何变化，我们都不会有伦理道德冲突。因此，中国的历史就终结于秦汉。若不是西方强权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将会是万世不变。
现代：宗族解体后的差序宗法伦理的替代物
西方强盗的枪炮，终于惊醒了中国儒家士子的万世美梦。走向世界的留学者和考察者，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宗法社会和差序伦理受到了前有未有的冲击。最明显的是：儒家思想，或孔家店(宗法伦理的宗~教教主)被打倒，家族社会在49年之后基本解体。但差序伦理，无处不在的差序伦理(之变种)，仍然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我们从宗法社会迈向契约社会的路途还很遥远。
比如，宗法社会和差序伦理的载体，宗族及相关的亲疏关系仍然存在。作为宗族的标志姓氏(由官职和封地为主而来，后来融合进其他因素，如赐姓)及按辈分取名，现在我们仍是如此。在宗族关系的称谓上，仍然是原来那复杂的以表示亲疏远近的一套。我们曾想改革学西方，借西方的绅士，以中国的先生代之，但先生一词也是反映差序结构的称呼。我们革命了，成功后全社会都称同志，但同志本是集团内部的称呼，有如兄弟。即使同志，除了公开场合外，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谁敢称领导人为同志？除非，你有后台有持无恐。网络是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东西，网络上虚拟发言该没有差序结构约束吧，但这些社会先锋们仍是：GG、DD、JJ、MM，老兄，兄台一片。连比较绅士化的先生一词，也不见踪影。
由于差序伦理的无孔不入，家族、社会(江湖)和政~治生活伦理的高度同构，差序伦理无不影响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和建设努力。在世纪初皇朝崩溃之后，我们经历由革命军演变而来的军阀统治。而旧军阀和新军阀的军队(控制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差序结构上的。军阀藩镇割据，历史上本身就是皇权崩溃后的基于差序伦理之宗法的皇权社会的一种替代物。
共产革命成功后，我们仍然在等级特权基础上，建立起了反映宗法社会宗法集团内的平均主义的单位社会。各种企事业单位顺理成章地成了宗族的替代物，两者的差序伦理仍是一致的。只不过，这一次，政~治的极权控制比任何时候都无孔不入，因为宗族解体了。
虽然宗族解体了，宗法社会的差序伦理仍然是社会整合的主导伦理。由于新的伦理道德秩序没有形成，宗族的解体反而带给我们更大的问题。比如，社会自组织能力更弱，整个社会若没有专~制强权的维持，必然一盘散沙。这种一盘散沙的可能危险，更助长社会的专~制极权趋势(这大概是朱学勤称90年代政~治模式为最好政~治模式的原因吧，这是我的猜测)。由于宗族解体，原来单个家族或个人在遇到各种困难时，还可依赖宗族的救济功能，现在只有无条件地依赖官方了，因此我们的独立性就越发丧失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推论，更可怕的是它有现实作证。
没有新的伦理秩序来代替农业社会的差序伦理道德的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因此在市场化带来社会流动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在社会上突然失去了道德(或根本就没有市场社会所要求的道德)的约束。所以，我们就避免不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极大下降。我们更没有诚信，更冷漠，更放荡不羁。
法治秩序是建立在契约和公共伦理基础之上的，因此虽然我们一直在进行法制建设，但执法者甚至立法者都没有想到按照法律所体现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去真正实行。法律的执行，是随执法者和领导之意之好恶决定的倒霉鬼。因此我们有治安秩序的变坏，有黑社会来填补秩序真空，因此就有黑社会泛滥。在政~治领域，诚信和公共精神没有生长起来，倒是传统差序伦理的江湖帮派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由此有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与领导如影随形的秘书现象、司机现象是由差序伦理决定的政~治腐~败表现形式这一)。
当然，我们有进步。但想到这些仍不寒而栗。或许这就是杞人忧天
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D2%C9%CB%C6%D6%ED%CD%B7/blog/item/9135b0a1b944638a471064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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