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个非同寻常的死之后，徐志摩一直是文化界的热点，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不说别的了，光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几个女人中， 张幼仪的名分最尊贵，原配夫人，感情最平淡，七年后离异。
徐志摩经历过的女人有：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不少了吧，这只是中国的。
和张幼仪的感情，除了半篇《离婚通告》（另半篇未查出）和徐志摩的那封大话连篇的信之外，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通常人们总是说，婚姻后不怎么融洽，离了婚反倒互相体贴。这些话都是徐志摩的朋友说的，怕靠不住，就是靠得住也是表象。实情是，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甚至徐志摩死后五十多年，张幼仪从不吐一点儿口风。
这正是张幼仪的贤慧，论者又会这么说：太离谱了，怎么就不想想，让她说什么好呢。说徐志摩好吧，人家跟你离了，说不好吧，弃妇之外还得加个妒妇。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自己吃了一半儿，叫别人夺去的葡萄就更酸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苦命人终于在去世前说了实话。她活了88岁，1988年在纽约去世。她的侄孙女张邦梅小姐，1996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由道布里几出版社出版。两人关系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张邦梅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她的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她已是第三代移民，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修中国文学，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律学位，曾在纽约任律师。从1983年到1988年张幼仪去世前， 她和姑婆谈了五年， 先写成毕业论文，再充实成传记著作。“姑婆看过我的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会不会肆意诋毁呢？也不用担心，作者反复强调，张家始终以徐志摩为荣，张禹九临终叮嘱孙女，写书时“对徐志摩要忠厚些”。就是这位爷爷，遗嘱中要家人在他的葬礼上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
起初她是怀着敬仰的心情来探索徐志摩与姑婆的婚姻的，而事实却一次次地引起她的质疑与愤懑，为姑婆所受的屈辱，为徐志摩的冷酷无情。
她万万没有想到，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 过去都认为是徐志摩思念妻子， 写了那封乞求父亲的信。现在知道了，这封信多半也是应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分居数年又有了子嗣，当时的情势，没有理由不让张幼仪出国。 不是徐志摩要送她去的，而是婆家送她去的。 而公婆所以送她去的理由，也只是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再没有比张幼仪本人的这个解释更为合理的了。
若是思妻心切，他不会那样去迎接她。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船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惟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在伦敦、波士顿，以及后来在柏林那一段生活，过去总说徐志摩如何的仁义，如何的善良，现在也知道了。徐志摩对待张幼仪是很不友好的，简直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
两人在波士顿住下，不久张幼仪怀孕，此时徐志摩正在疯追林徽因，无暇顾及，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过后不久，徐志摩带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来家中吃饭，书中叫她明小姐。张幼仪发现，这位穿着毛料海军裙装的小姐，竟是裹过脚的。送走客人，徐问张，对这位明小姐有什么看法，张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走来走去的徐志摩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书名即由此而来。张幼仪是天足，徐志摩后来也很少穿西服，这只是一种象征，象征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
徐要马上离婚，见张不答应，竟一走了之，将张一人撇在波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她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明知张的去向，却不予理睬。只在要办理离婚手续时，才找到柏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引人瞩目的新女性。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纂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徐志摩对张幼仪是这样的，张幼仪对徐志摩的感情又如何？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还是听听张幼仪的自述吧: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不是说不定，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因为她对徐志摩的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
这本书的写法，可谓新颖别致。外国学者在写法上的殚思竭虑，实在让我钦佩，是严格的传记，甚至是口述实录，其勾人阅读的兴味，一点不亚于侦探小说。由一只桃心木箱里的一件黑绸纱写起，引出对家族史的兴趣，结尾仍旧到那件黑绸纱，那只桃心木箱。正文分两条线索，互相交叉又互为表里，一条是主线索，由张幼仪的叙述构成；一条是副线索，写自己在婚姻上的思考与追求。“小脚与西服”这一命题，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诗人殒命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其中缘由较为复杂，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摩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才于第二天，即1931年11月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北京。登机之前，他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都刚届36岁，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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