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初，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促使诸子百家学说复苏，其中以儒、道两家影响较大。至汉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思潮和学者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因此，汉武帝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二、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唤新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边境不宁。匈奴威胁着西汉北方边疆，南方边疆因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也很不安定。二是王国势大，威胁中央。三是阶级矛盾激化。
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这些情况要求统治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三、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针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四、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扩展资料：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个话题，应该分两方面来对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之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不利于汉代思想的繁荣，也不利于汉代经济文化的多元化，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汉武帝上任之后，大一统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而出现的，所以汉武帝在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整个汉代的大一统趋势大大加强，不仅思想文化得到统一，就连社会生活方面也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开始呈现出统一趋势，为汉代统治基础的奠定打牢基础。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消极影响，也有人认为有积极影响，其实这件事在汉代思想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开启了之后皇帝禁锢人民思想的先河，也使得汉代国力大大增强，开始向大一统迈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至于为什么是儒家思想，其一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儒家、道家、法家是读书人的主流，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改其群众基础好；其二，汉时的儒家，尤其是经董仲舒改编后的儒家鼓吹君权天授，天子理论有利于树立天子威严方便其削藩、抵御匈奴、加强中央集权；其三，其他的思想流派纷繁复杂不具备完整体系便于推广，各有局限，甚至有抵制中央集权的倾向，必为上位者所不喜。
汉王朝需要思想变革促进集权，儒家倡导中央集权二者一拍即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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