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1949－1992），陕西省清涧县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被过继给伯父，他曾经务农，并在农村小学做过一年的民办教师，随后又回到县里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边劳动、边工作、边学习，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尝试着写了一些习作。在1973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延安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来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相继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和《延河》编辑部任编辑。
他创作的中篇小说《人生》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还被作者本人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并搬上银幕。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荣获国内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的文学地位。
《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把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盾、农民生活的艰辛、新一代的感情纠葛，以及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都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出来，构成了一幅中国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画卷。既透露出作者对家乡父老温馨动人的情愫，又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富于哲理性的深刻思考与理解，读来严峻悲壮、真切动人。
双水村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位于横断山脉环抱的黄土高原。1975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在农村，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孙少安是贫农出身的孙玉厚的大儿子，上学时考试总是班上第一，学校的老师都说这个孩子将来准有出息。怎奈孙家家境贫寒，少安勉强读完高小便回到队里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和父亲一起挑起这副养家糊口的沉重担子。但少安绝不是平庸之辈，他有他的打算，也有他的抱负，他要通过他健壮的体魄和机敏的心智使他家和全村父老摆脱世代的贫困。乡亲们选他当了一队的生产队长，连村支书田福堂也不敢小看这个后生一眼。
孙玉厚的大女儿兰花嫁给了外村的王满银，这个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女婿因倒腾耗子药，眼下正被公社拉到工地上“劳教”呢，拖连得全家都抬不起头。二女儿兰香和二儿子少平都在上学，家里再穷也得省吃俭用供孩子学点文化啊。每当提起这个话茬儿，孙玉厚总觉得对不住大儿子少安。
田福堂的女儿名叫润叶，比少安小一岁。儿时，两个娃娃吃睡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稍大一点，又一同外出玩耍，经常脱得精光泡在河里互相打闹往对方身上糊泥巴。一来二去，两人都长大了，又一起上了小学，不但在一个班，而且是同桌，成了名副其实的“同桌的你”。读完高小，少安务农，润叶则到县里读中学去了，毕业之后留在县城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住在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二爸田福军家。但她一直没有忘记孩提时代的好友孙少安，对眼下正在县城读中学的孙少平格外关照。
这天，润叶托少平捎个口信，让他哥抽空儿来一趟城里。细心的少平早已经猜出了个中的奥秘，他很喜欢润叶姐，也非常希望她能成为自己未来的嫂子。可少安却有点犯难了，他清楚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不想委屈了所钟爱的润叶。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吃官饭的“公家人”，这其间的距离太遥远了！
但少安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县城。润叶告诉他，她二叔给她瞅了个人家，男方是县革委会的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让少安帮她拿拿主意。见少安反应木然，急得润叶哭出了声。此后，润叶几次回村，明里是给学校办事，暗中是来会少安。可春去秋来，少安依然故我，使润叶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她在别人说合的婚姻和自由的爱情之间苦苦地挣扎着。田福堂自然发觉了其中的隐秘，但他不想正面干涉，便使出一招，决定暗中制止事态的发展。
少安从社员的切身利益出发，给每户多分了点猪饲料。原先田福堂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半依半就，装着不知道。现在，他决定把此事当做整治孙少安的炮弹打出去，便把此事告发到了公社。公社认为少安的作法是在明目张胆地带领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立即召开全公社大会，公开批判了孙少安，给孙家老小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孙玉厚虽然不知道润叶正单恋着自家的大小子，但也觉得少安该娶媳妇了，就托弟弟孙玉亭和弟妹贺凤英帮着物色一个。事也凑巧，贺凤英的娘家那边有个远门侄女还真就不要彩礼，一说合，女方对少安的条件非常满意，这下可乐坏了孙玉厚老两口。少安最后审视了一下他同润叶的关系，仍然觉得不可能成为夫妻，于是便动身前往山西相亲去了。一个月后，少安领回来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几乎令双水村所有的人都开了眼界。及至第二年春节，少安便和这位名叫秀莲的姑娘结了婚。孙玉厚两口子如释重负，当然也了却了田福堂的一块心病。
少安的成婚使润叶的内心如同汹涌的波涛一般翻腾了好久。她现在正处于感情葬礼后的“忌日”。对于二妈徐爱云和向前妈刘志英的轮番进攻，她似乎还抵挡得住，但一想起她所敬重的二爸来，润叶也不免犯难了。原来，田福军和“左”得要命的李登云向来搞不到一块儿，李登云在诸多问题上是凭着他的政治嗅觉压着田福军一头。有人开导润叶，如果你能成为李登云的儿媳，李登云就不会再同你二爸作对了，这个县城也就成了李田两家联手后的一统天下。由于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热爱，润叶终于痛苦地答应嫁给向前。婚后，他们夫妇同室不同床，打一开始便过着几无感情的生活。
少安的弟弟少平在县城学习，几年既漫长又短暂的学习生活有愉快也有痛楚，当然最大的收获是抛弃了许多纯属“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视野也拓宽了不少。本来，在同学中，与他处境相近的女生郝红梅对他很好，可郝红梅出身地主家庭，一心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因而渐渐疏远了少平，攀上了干部子弟顾养民，感情上伤害了少平；而共同的志趣，又使少平与田福军的女儿、不同班的同学田晓霞建立了纯真的友情。
毕业前夕，郝红梅因无钱购买纪念品赠送给同学，偷了供销社的手绢。别人将此事告诉了少平，给他提供了一个报复郝红梅的机会。谁知少平却十分大度，他解囊替郝红梅如数付清了手绢款，从而保全了她的声誉。
毕业了，同学们天各一方，少平回到了生养他的双水村。恰逢双水村学校办起了初中班，少平便和同他一块儿毕业回村的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一起，被推荐当上民办教师。这时的少安已经当上了父亲，秀莲为他了一个大胖小子。
转眼到了1978年初，少安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的家乡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如今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便凭直觉依葫画瓢，把他所领导的生产队也划成了几个农业作业组，搞起了“小承包”。谁知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立即引起了大队、公社乃至县里一些领导的恐慌，最后，地区革委会做“终审判决”：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正月十五，农村闹秧歌，田福军也带着妻子、女儿回到了乡亲们中间。见到少安并没有被压垮，他很欣慰，便拍着少安的肩膀意味深长地鼓励道：“好好干吧，我相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
后来，少安又承包了公社快要倒闭的砖厂，赚了钱的他出资重修了双水村小学，在竣工的那天，县乡领导还亲自参加了“落成典礼”。可是，少安的妻子这时却患上了肺癌，生活中的苦辣酸甜似乎都让少安感受到了。
《平凡的世界》相关概述:
在中国文学的接受史上，《平凡的世界》具有某个方面的代表性意义：即以研究者和文学史所代表的学术界与评论者和读者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观点分歧。该作甫一出版，就得到了评论家们非常明确的肯定，很快又获得由政府颁发、评论界主持的权威奖项——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最高荣誉；同样，读者对《平凡的世界》也有普遍的认可，该作刚问世时读者的反应非常热烈，一些电台和报纸进行了转载与转播，并组织听众与读者讨论。而且，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近几年进行的多次读者调查中，《平凡的世界》的受欢迎程度在中国当代文学类、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类中都名列前茅，不少大学生更是将该作列为自己最喜欢和最珍爱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阅读热情在中国新文学的接受史上是不多见的。
然而，与评论界和读者意见截然相反，学术界始终没有给予《平凡的世界》以明确的肯定，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谈论这一作品，更缺少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和积极评价。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一部给予《平凡的世界》以重要位置，不少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庆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该作品，也没有提及作者路遥。
《平凡的世界》不是像张恨水、琼瑶、金庸式的通俗文学作品（即使是它们，近年来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是绝对属于正规的严肃文学，因此，对它评价的严重分歧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和追问①。应该说，《平凡的世界》不完美但也远非一无是处，在人们对它颇为极端的褒扬和贬斥中，折射着时代文化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多元格局，也蕴涵着价值趋向和批评姿态上的一定问题。《平凡的世界》的评价现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这一现象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史写作的认识。
评价一种文学现象的基础是看作品本身。应该说，《平凡的世界》能具有如此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自有其不可忽略的优点。我以为，它最突出的长处，在于对现实生活（具体说就是对社会变革时代的乡村大众）的热切关注。路遥是一个来自于农村、也始终关注农村的作家，《平凡的世界》和他的另一部作品《人生》在读者大众中（尤其是在农村青年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就是因为它们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广阔现实，尤其是揭示了在这个农村社会中最深刻而彻底的变迁中，农民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是现实的，但其底蕴则是几千年中国农民始终屈服在社会的底层的顽强身影。路遥对农民表示了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也部分地揭示了现实的冷酷和艰辛。
与这一关注相联系的，是《平凡的世界》对书写对象——农民强烈而真诚的爱心，并将这一感情毫无保留地融入作品中。正如路遥自己所说的：“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怀着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达到彼岸后的大欢乐。”②《平凡的世界》投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并且以无保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对读者产生了很强的感染力。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作品经常将作者的感情和思想融注在人物性格和思想中，并对人物的命运和生活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作品的主人公孙少平兄弟在得到作者特别的理解和关注之余，他们的口中也经常表达出对人生的深刻思索：“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③这可以说是人物的语言，同时也是作者的心声，二者的思想情感交融到了一起。客观来说，这一方法的艺术效果有利有弊，但它对于读者的感染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客观化写作正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创作潮流的时候，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创作展示出自己特别的艺术效果。
正是这两点，使《平凡的世界》赢得了众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90年代进入高峰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中国农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也许除了封建时代的各次农民起义，但那毕竟是动乱时代的产物，而且广大农民承担的也主要是炮灰的角色），像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这样渴望依靠自己的努力拼搏，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命运的农村青年，实在是难以数计。当前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们，属于这种类型的应该也占到大半。如果说《人生》中高加林的困惑和失败更多只是加深他们的理性思考的话（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生》在当代农村青年中获得的共鸣就不如《平凡的世界》），那么，《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兄弟的挣扎和成功则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缩影，也成了他们的信心源泉。共同的生活道路，共同的命运选择，使这些读者自然地喜爱《平凡的世界》，像关注自己生活一样关注人物的起落与悲欢。
而且，《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并非完全局限在现实本身，它也具有某些超越现实关注的意义，像作品表现的激情和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当下的中国文学中，表现琐碎卑微生活的作品占据了绝对的市场，张扬理想、充满激情的作品很难找到，但是，生活是不可能缺少理想和激情的照耀的，当前的文学状况，很容易让那些渴望逃出生活的平庸和麻木的读者感到失望（最典型的是年轻大学生，他们正处在对生活有所幻想也有所希望的年龄，从本能上就会排斥那种缺乏理想精神的作品），对《平凡的世界》表示认可和欢迎。
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平凡的世界》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异化和畸变之后，现实主义方法已经为80年代后的大多数作家所不屑，但路遥运用这一方法，却取得了成功。像在现实生活的客观描摹方面，在对乡土乡情魅力的展现方面，《平凡的世界》表现出了认真的追求，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一点，固然能强烈感染那些来自农村却又到城市中讨生活的读者们，使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浓郁的思乡情绪，抚慰他们漂泊异乡的心灵，同时也能给城市青年读者一种新鲜感，在欣赏到乡村异域风情美的同时，也了解到更丰富的生活世界。
上述特点，是《平凡的世界》受到众多读者喜爱和关注的原因，也如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它同时及之后的许多其他创作的不足，折射出对它表示忽略和冷漠的当代文学史界在评价观念上的某些误区。
首先，《平凡的世界》对社会的关注意识与热情映照出当前文学对现实的淡漠和激情的匮乏。自80年代后期起，现实关注精神就退出了文学舞台的主流（除了张平和周梅森等人的反腐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有自己的不足，但它们的现实关注热情还是有其积极意义，而它们也遭受到与《平凡的世界》相似的读者欢迎、学术界不认可的命运）。如果说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尚体现出作家们对以往虚假现实主义的不满和矫正欲望的话，那么，此后文学向彻底个人化的转变，对现实进行排斥和疏离，则是对作家责任感和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种背离与割裂。文学越来越走向个人和自我，却失去了文学最根本的对人的关注。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关系，缺乏对社会和大众关注的作品自然难以得到大众的认可。90年代文学日益被社会所遗忘，部分原因是商业文化的冲击，但文学远离现实，淡漠于人们大众现实中的苦难和追求，也应该承担部分原因。
由此，《平凡的世界》还折射出当前文学界对现实主义排斥的盲目和极端化倾向，它证明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价值。虽然方法的改变和多元是文学的发展，但绝对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简单地鄙弃某一种创作方法。正如文学不可能离开生活、离开读者，以真实再现生活细节为特点的现实主义不可能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卡夫卡、乔伊斯的伟大，并不会损害到托尔斯泰、左拉的光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讲的现实主义不是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泛滥的那种廉价的歌颂和典型化，而应该是对生活切实的刻画与描摹，是对于生活潜流的捕捉和把握。当代中国作家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摆脱以往现实主义僵化和虚假，抛弃“典型”的囿限，去寻找生活深层的真实与意义，而不是简单地鄙夷和抛弃。现实主义的复兴，将真正振兴当前的中国文学。
再次，我们要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技术化和文化化倾向表示质疑。20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学是越来越向技术化方向发展，文学研究也走向追求时髦的文化批判话语、忽视文本的潮流，情感这一在传统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因素更是受到极端的鄙视（80年代的先锋文学是一个极端，其流弊一直延续至今）。其实，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个忽略和误解。正像中国从古至今的许多民歌，尽管形式并不完备，感情表达也相当外显，但凭借其感情的真诚和纯粹，却拥有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艺术价值和感染力。过分的感情泛滥固然是缺陷，但以技术取代情感，将情感作为文学的一大缺点，无疑也相当偏颇。文学从根本来说是人类心灵的写照，文学史不应该是技术史，而是人的心灵史、精神史，文学研究也应该以文本为中心和基础。许多研究者之轻视《平凡的世界》，就是认为它停留在以情感人阶段，没有表现出更复杂的技术价值。这种评价显然是过于狭隘，也过于理性了④——事实上，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因感情色彩问题而受到文学史冷遇的作品不只《平凡的世界》一部，巴金的名作《家》也有类似的遭遇。《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也承受着某些学者“感情过于泛滥”、“结构不够严谨”的许多微词。它反映的是文学史界同样的问题。
“《平凡的世界》现象”的出现，与读者和评论界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平心而论，《平凡的世界》远非完美，评论界和读者对它一片赞美之声，却缺少必要的清醒的批评，自然体现了评论界和读者接受上的缺陷。
首先，从审美上来说，《平凡的世界》故事应该说是比较老套的，尤其是人物命运和爱情描写，都带有很强的虚幻浪漫色彩，“英雄美女”、“遇难呈祥”以至大团圆的结局，都显得颇为理想化，虽然情节也有跌宕起伏，却缺乏深刻的人性揭示和命运拷击，缺乏对现实冷峻的审视，可以说，它还不具备真正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从现代性方面来说，作品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不足，如对女性形象品格的塑造和褒贬，如男主人公的理想模式等，都缺乏现代精神的映照，而是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才子佳人特征。《平凡的世界》中的理想和浪漫具有抚慰乡村游子精神的作用，却不能给予他们更强大更现代的精神力量，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一个更理性更稳固的支点。读者们对作品故事的普遍肯定，一方面反映了那些在人生道路上抗争的青年读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寻求理解和安慰心理的饥渴，折射出这一抗争的艰难和社会对于他们的冷漠，同时也反映出这一代青年人还缺乏明确自主精神的建构，当他们在寻找自己命运时，还存在着对生活依赖和幻想的心理。
同时，它也反映出社会审美心理的简单和粗糙。在经历了“文革”和“十七年”虚假浪漫主义文学教育后的精神缺陷，中国的大多读者还没有彻底从以往的那种虚假的文学环境中解脱出来，培养出真正的现实主义审美心理。读者对《平凡的世界》审美模式的普遍认同，与当前文学中流行的那种虚假情感、粗制滥造的“散文”现象，体现出同样的审美缺陷。
其次，在创作精神上，《平凡的世界》也有一定的缺失，尤其是在主导精神上，它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服务者”角色中走出来，带有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这一点，影响了作品的向更深入的人性世界开掘，也局限了它的思想深度。
评论界对《平凡的世界》无条件的溢美，也反映出在当前的文学环境中，文学评论还没有完全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的自主性，尤其是像诸如茅盾文学奖等各种主流文学评奖活动中，意识形态影响还很强烈，许多文学评论者还没有完全站在文学本身的角度，承担的主要是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同时，它也反映出当前文学中，评论界和学术界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各自为政，没有达到很好的和谐。
当然，对于上述批评，读者也有充分的理由将皮球踢回来：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比《平凡的世界》更切合他们心理需求的作品，他们才最终选择了它。毕竟，在当下文坛，像《平凡的世界》这样关注现实、能够使他们产生共鸣的作品已经是微乎其微，比它更好的，更能表达他们的心愿又能引领他们走向更高的思想境界和美学理想的作品，就更是难觅踪影了。所以，综合起来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和评价中所折射的，是创作界、文学史界和评论界以及读者等多方面的缺失，渗透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某些精神和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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