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乱世时代，秦汉以来的众多制度受到了破坏和摒弃，累积的大量社会问题以井喷的形式集体爆发，加之天灾不断和社会阶级固化，由此造成了众多规模不一的王朝、政权更迭迅速。而相对于以往的改朝换代模式，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似乎又重新被大众认可，许多王朝的更迭都再次以禅让的形式进行。
一、魏晋时期的阶层固化如果说中国有类似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封建贵族阶层，那么这种中国式的封建贵族就仅在春秋时期和魏晋时期存在过。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是典型的封建模式下的产物，魏晋时期的所谓贵族阶层则有一个专门的称谓，那就是门阀士族。
1、门阀士族的产生
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是由两汉的功臣集团和官员阶层利用察举制度逐步发展和演化而来的。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相继出现了众多世代为官的豪族巨门，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都以“四世三公”闻名于世，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其他的世族更是比比皆是。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汉灵帝为了平定起义不得不将权力下放，造成了这些世族趁机大规模崛起。又因为朝政混乱引起的内讧，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几乎同归于尽，没有相应的势力可以制衡世族，造成了世族的彻底坐大。
2、门阀士族的特点
门阀士族是以宗亲血缘为纽带、靠经文传家为手段起家和发展起来的，他们都是通过某些途径获得官职后用经文的方式教育后代并垄断文化的话语权，又通过察举制互相推荐保持世代为官，可以说是学阀与官僚的综合体。
因为文化的被垄断，官职的授予只能从这些士族之中选拔人才，寒族很难获得高官阶，几乎只能担任属吏等职务。士族又利用垄断文化带来的话语权影响形势，为自己家族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再通过经济利益扩充家族势力，许多士族内部的规模甚至类似于小型的独立王国。毫不夸张地说，士族的私家部队在当时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3、魏晋时期的士族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大乱世，实际上就是士族不断崛起的过程。士族的崛起是有一定规律的。士族集团寻找代言人，通过与代言人的妥协、合作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已有特权的合法化。最开始士族的最佳人选是出身于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绍，只不过在袁绍崛起的过程中被曹操意外的阻断。实际上三国局面的形成就是士族崛起的过程中被不同的势力所打压，最后与各种势力妥协后最终形成的。
无论是曹操、刘备还是孙权，都是没落士族或者寒族出身，他们通过个人的才能不断地阻击士族崛起，又与士族进行不同程度的妥协，才完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士族并没有被真正打压，而是继续寻找合适的代言人。
三国中第一个建国的曹魏就是在曹丕接受了士族陈群设计的适合士族垄断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后取代了东汉称帝的。所以曹魏的建立就是士族的胜利，是士族垄断了官阶之后产生的结果。但也正因为这种被士族垄断官阶，造成了曹魏成为第一个大权旁落的政权。之后的西晋就是司马氏成为新的代言人而建立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让”的频繁及产生的原因1、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禅让”
从曹魏代汉算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东晋禅让于刘宋、刘宋禅让于萧齐、萧梁禅让与陈、东魏禅让于北齐、西魏禅让于北周、北周禅让于隋等七次禅让，这还没有将一些规模较小的割据政权的更迭和皇室宗亲内部的“禅让”计算在内。
从三代夏、商、周以降，中国的政权更迭大多是以征伐、起义、篡位为主，除了战国时的燕国和赵国外没有发生过禅让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易代模式却一反常态呈现出“师古”的禅让，是因为这些实权人物都“克己复礼”了吗？答案显然不是这样。
2、禅让产生的原因
禅让作为早已被统治者所摒弃的传承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发生，很明显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里面既有法理方面的因素也有道德方面的原因，更是当时社会层次构成所造成的。只有准确地把握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才能对于禅让这种易代模式频繁发生得出准确的分析。
首先统治者建立的新政权需要做出合法性的解释，即政权建立具有“顺天应人”的合理性。以曹魏为例，曹丕准备称帝前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士族的支持和继承政权的合法性。当士族支持这一问题通过九品官人法得到解决后就需要着手消除其新政权的建立是篡位的事实。通过士族集团的一系列操作曹丕得到了汉献帝禅让的诏书，这使得曹丕的篡位变成了东汉主动放弃统治权，具有了法理上的合法性。
其次士族作为原本政权的支持者和拥护者，需要对建立的新政权有一个合理的支持借口和转变过程，以此来对自身“不忠”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道德解释。禅让这种易代模式恰恰最适合满足其道德的需要，可以证明他们并非没有忠诚，而是天子之位依靠禅让的形式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另外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和道德评价标准已经转变为士族所标榜的儒家学说评价标准，而儒家对于“忠孝仁义”的解释要求这些士族必须做出合理的选择，否则他们所占据的文化上对于经典的垄断和解读就是无稽之谈与虚假的托词，不能再使士族的话语权得到延续和保障。这也是禅让模式频繁发生的原因
三、禅让发生的前提条件1、统治者因为种种原因大权旁落
皇帝继任时因年龄幼小无法独立掌握大权处理政务或登基时就是作为傀儡被扶持等几种情况。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没有相应的其他势力如外戚、宦官等来制衡就极有可能发生统治者被迫禅让的事件。当然其中外戚势力也是威胁皇权较大的势力之一，许多禅让就是由外戚发起的。十分讽刺的是，历来被诟病的宦官集团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2、准备受禅的权臣必须拥有极高的才能和威望
曹操、曹丕父子能够最终取代东汉、完成禅让的过程，根本原因就是曹操通过多年的征战创建了一支直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并利用种种手段完成了对于朝政的根本控制。最后的受禅由曹丕完成则是因为曹丕接受了士族的要求，满足了士族对于官阶的把持和垄断。
其后的历代受禅者几乎都是如此，或通过长期的征战获得了军权，或趁主少国疑时控制了朝政。因为这种禅让模式的频繁，导致当时的大臣如果担任了丞相就会有人劝他受禅当皇帝。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出当时君权非常容易被臣属控制。
四、阶层固化的危害1、对皇权造成极大威胁，影响了政权的稳定
由士族门阀组成的阶层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这种排外性不仅是对于士族内部以地域为界的互相排斥性，更包括了对于其他阶层的排斥性，甚至于与皇权发生矛盾时士族都会进行最激烈的反抗，仅东晋就发生了王敦、刁协等众多士族与皇帝的直接军事对抗。这种直接的军事对抗和朝政的互相攻讦加速了政权的更迭，也将社会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激化，引发整个政权的危机。
2、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促使了士族的腐化与无能
魏晋时期一个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官阶尤其是高阶官职几乎被士族所垄断，而士族成员可以说一出生就可以担任官职。加上士族拥有“据山断水”的经济特权，更加使得士族失去了主动学习和进取的动力。士族担任官职时碌碌无为已经是不错的了，更有甚者完全胡乱下达政令，甚至有用官为匪的存在，如石崇。
士族因为没有前进的动力，几乎放弃了自己赖以起家的经文，也不再对于治理国家、效忠君主感兴趣，内部的通婚更助长了这种风气。依靠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政治上的特权，士族的腐化与蜕变是十分惊人，近亲的结合更是造就了大量在身体或精神上有先天缺陷的人。政权依靠这样的人做官来稳定局面，结局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宋以前，儒家向往的是尧舜禅让，信奉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军事依靠是引发禅让的重要因素
在宋以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由于战乱，皇帝必须依靠将领去征战四方，去平定叛乱， 造成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过于集中将领身上皇帝就控制不了，不得不被“禅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