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之所以能在那时出现，和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和其他任何时期统治者的表现都不同，他们为了壮大自己，彼此都在互相竞争着延揽人才，竞争着礼贤下士。仅以当时“好客”闻名的统治者来说，就有燕国的燕昭王，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等。当时齐国的稷下曾是一个群贤荟萃，各家各派都在那里设帐讲学的地方。统治者虚心下问，“士”人们畅所欲言。听得投机就可以采纳、任用、实行；听着不合适，也无须怪罪，“士”人们可以卷铺盖上路，明天再到别的地方去讲。谁也不必怕谁，谁也不必勉强谁，“士为知己者用”这个带有双向选择性质的行为准则就是在那种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一部分“士”人的“傲气”十足，他们决不甘心做统治者的臣子、部下，而是扬言要做“帝王友”，甚至要做“帝王师”。他们居然可以当着某国帝王的面，说一个活帝王的人头抵不上死“士”人坟头上的一把草，这都是当时那种特定政治条件下的特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