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药邪形成原因的是：用药过量。
知识拓展：
各种药物都有一定的偏性，药物治病就是利用这一偏性，所谓“补偏救弊”。张景岳云：“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胜耳。”
所以，不问机体偏胜情况，也不问药物的偏性如何，滥用药物，或者不适当地多服、久服，都会有损于机体的健康。
“药邪”一词的提出“药邪”首见于《儒门事亲卷六·十形三疗一·痿四十七》，书中记载：“宛丘营军校三人，皆病痿，积年不瘥。腰以下肿痛不举，遍身疮赤，两目昏暗，唇干舌燥，求疗于戴人，戴人欲投泻剂，二人不从，为他医温补之药所惑，皆死。
其同疾有宋子玉者，俄省曰：彼已热死，我其改之。敬邀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热药久矣，先去其药邪，然后及病邪，可下三百行。”张子和明确提出了“药邪”一词，发展了“药邪”致病论，丰富了病因学的内容。
历代医家对“药邪”的认识《周礼·天官》云：“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素问·脏气法时论》云：“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毒药”这一概念，反应了古人一方面对药物偏性已有所认识，而另一方面还不能很好利用。
《礼记·曲礼》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由此可见，服药在当时是件很危险的事。
《神农本草经》提出了药物“有毒”、“无毒”的区分，以此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对三品药与毒性的关系作了论述：“上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药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药多毒，不可久服。”可见，当时人们对药物毒性的重视。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对“药邪”的认识不够充分，错误地认为上品药“多服久服不伤人”。
《内经》对“药邪”的认识较《神农本草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素问·五常政大论》云：“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这说明《内经》已认识到药物作用的两重性，有毒药物要严格控制，无毒药物也不能尽剂，从而避免了因药物久用伤及正气或有毒药物积蓄体内而为“药邪”。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服药失度候》中云：“凡合和汤药，自有限制，至于圭铢分两，不可乘违，若增加失宜，更生它疾。其为病也，令人吐下不已，呕逆而闷乱，手足厥冷，腹痛转筋，久不以药解之，亦能致死。”
书中还详细记述了毒性药物运用失误所致严重症候，“凡药物云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若毒重者，亦令人发病时，咽喉强直而两眼疼，鼻干，手脚沉重，常呕吐。
腹里热闷，唇口习习，颜色乍青乍赤，经百日便死；其轻者，乃身体习习而痹，心胸涌涌然而吐，或利无度是也。”
唐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重申《神农本草经》所谓处方配伍“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的原则，并列述赤石脂、阳起石、麦门冬、附子、牛膝等多种药物之配伍禁忌，载于卷首《序例·用药》。
宋《圣济总录·杂疗门》专列“中药毒”一项，其中不仅包括金石药中毒，其它如乌药、附子、巴豆、甘遂、大戟、藜芦、蜀椒、羊踯躅以及半夏、杏仁、桔梗等药引起的中毒，亦载录其间。
《洗冤录》总结了历代中药中毒的诊断方法，如“砒霜野葛者，得一伏时，遍身发小疮作青黑色，眼睛耸出，……腹肚膨胀……十指甲青黑”，“验服毒(砒霜)用银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