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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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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发生时间: 1927年12月11日
发生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区

起义前广东的形势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亦在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9月中旬，国民党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4军，乘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第8路军在广东省东江地区进攻南昌起义军之际，从南昌进至广州，同桂系军阀李济深争夺广东地盘。张发奎初到广州时，为稳定其统治，曾一度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采取一些欺骗政策，企图获得广州工人阶级和市民的支持。中共广东省委适时地识破和揭露了张发奎的欺骗政策，并利用张、李之间的矛盾，积极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农会并进行各种斗争，全省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在广州市，有组织的工人纷纷驱逐国民党派到工会的改组委员，选举自己的工会委员，并为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进行斗争。10月14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显示了广州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在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所恢复与发展。为配合南昌起义军的行动，广东东江等地区农民，在9月发动了秋收抗租暴动。7～17日，中共海陆丰县委领导海丰、陆丰两县农民赤卫军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一度占领该两县城。10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2师（由南昌起义军第24师余部编成）和海丰、陆丰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再次举行起义，占领了两县全境，并建立了两县的苏维埃政府。

属于粤系的军阀张发奎，在广州站稳脚跟后，于11月17日用武力驱逐了桂系军阀李济深驻广州的机关、部队，接着向西江、北江扩展，夺取了广东政权。李济深为了夺回在广东失去的地盘，迅速调动兵力，进行反扑。李济深所属之黄绍竑部集结在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区，准备从西面进攻广州；陈铭枢部则由东江地区向广州推进。张发奎亦急忙将其第4军主力调往广州以西之肇庆地区，一部调往广州以东之石龙地区。李福林第5军则分别驻守在韶关、江门等地。此时，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这样，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4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担负训练任务的炮兵团和一些警察武装。另外，第5军军部和少数部队驻守在珠江南岸。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则为共产党所掌握。仅就广州市区的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但是，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尚未大规模爆发，张发奎的部队仍驻守在广州外围，这无疑将对起义构成严重的威胁。

起义的计划与准备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省东江地区，准备再行北伐。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准备在广州市和广东省各地发动工人、农民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各地区党组织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分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11月17日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4军教导团系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叶剑英曾兼任团长。为保护和发展这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叶剑英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起义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4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钟寺第5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000余人。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其主要经验：（1）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组织领导健全；（2）适时改变计划，决心果断；（3）起义军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4）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攻占大城市的时机尚未成熟。

1911年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广州起义失败，战役牺牲的烈士营葬于黄花岗。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十一次革命武装斗争中的第十次。这次起义原定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广州发难，赵声、黄兴为革命军的正、副指挥。计划攻占广州后，由黄兴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事前挑选了五百名优秀的革命党人为“选锋队”（即敢死队，后来实际增至八百名），起义时由十路军进攻两广总督署、广东水师行台、警察署、军械局、炮营、电信局等，打开广州城各大门，在小北门迎接新军入城等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由于海外的募款和购买的武器未到齐，以及临近起义前（农历三月十日）温生才刺杀了清政府在广州的将军孚琦，清政府加强了戒严防范，并全城搜查革命党人，因而起义被迫延期至4月27日。赵声以及在香港和广州附近各县隐蔽待命的数百名“选锋队”，在起义前一天下午才得到了最后确定起义日期的通知，因而未能赶到广州集中，黄兴便将原计划十路进攻改为央W路进攻。但发难时只有黄兴自己率领的一路参加起义，其余三路的领导人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借故逃避，致使这三路选锋队无人领导，又无法领到武器，未能参加战斗。
1911年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在形势十分不利又不得不起义的情况下，毅然率领革命党选锋队一百多人，各人手臂上一律缠著作为起义标志的白布，脚穿黑色橡胶鞋，从现越华路的小东营指挥部出发，一薄W攻入两广总督署。在莲塘街吴公馆，同样装束的革命党选锋队三十多人在喻培伦、饶国梁等率领下同时奔袭总督署。黄兴率领队伍攻入总督署后，准备活捉两广总督张鸣歧，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但张鸣歧闻风声后躲到水师行台，革命党遂放火焚烧总督署后退出。此后黄兴和喻培伦所率领的革命党人分成几路，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当日，原来准备响应起义并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清政府的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等，因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了武器，或因联络不上而没有参加起义；有的因起义时没有在臂上缠上作为标志的白布而发生误楚W，致使革命党人因敌我悬殊等原因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在起义中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给清政府沉重的打击，为同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弗擢膜F漫长的封建统治奠下了基础。
在战斗中和失败后，被残杀的革命党人，遗体血肉模糊，陈尸于街头示众，惨不忍睹。同盟楚W人潘达微先生冒险挺身而出，不顾满清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及葬于此，使一代英烈的业绩彪炳史册，永垂不朽，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民。

详细 评析
辛亥年（1911年）。这一年的春天（3月29日），他领导了广州起义；这一年的秋天（10月10日），他领导了武昌起义。这两次起义大有犁庭扫穴的作用，彻底动摇了满清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专制根基。
广州一役，两广总督张鸣岐于事前已有警觉，一时间侦骑四出，全城布控；再加上胆小鬼周来苏害怕海关盘查，竟然将好不容易从日本购得的七十余支精良步枪全部扔入近海里，造成武器弹药匮乏，革命形势遂急转直下，不容乐观。局面如此严峻，多数同志主张将起义展期举行，而其中不乏临战退缩的懦夫孱头，如胡毅生、姚雨平等辈。黄兴见军心动摇，士气低落，不禁怒形于色，当即作了四条宣告：
一、吾党荟萃全力而谋此举，稍存畏惧何以起事？
二、一部分军火历经艰难险阻已运抵城南，不但不能运返，倘一不慎，足以殃及无辜；
三、华侨捐献，寄希望于广州发难，如有始无终，形同欺骗，不能见谅；
四、一切作战计划业已完成，时间迫急，不战而退，何以立威信于将来？对革命影响至大且巨！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少人都拍屁股走了，剩下一群热血之士——赵声、林觉民、喻培伦等百余人，虽明知敌众我寡，黄兴仍率领着他们，决心拼死一战，不惜血洒羊城。至于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
曾有人说，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纯属盲动，以弱力撄强锋，从而使革命精英（他们差不多个个都是将相之才）一战而烬。黄兴本人徒有愚勇，仅凭一时血气贸然发动自杀性的起义，致使革命阵营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这件事上，黄兴容或有误，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已准备好了，要以一死泄其愤！
且往乐观处多想想吧（后人也只能作如此想法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数应为八十六人）发掘了中华民族的良心，弘扬了浩然正气，这种精神力量一旦为天下人所共识，其意义便远远大于一城一池的攻取。清朝末叶，民气日益委靡，老百姓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有此一役，国人不禁要扪心自问：何者为义？何者为勇？何者为雄？何者为烈？何者为国家？何者为私己？何者为民族？何者为个人？所有这些，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他们受此雷鸣电震似的一激灵，也许会有五分钟的清醒，五分钟的活跃，五分钟之后，他们仍将安居于“铁屋”之中，归于酣睡，归于麻木。不论是“放血疗法”，还是“震惊疗法”，在这样的国民面前，又能有多少疗效？这真是令人既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白流的鲜血都被雨打风吹去了，再无痕迹，烈士的生命只好似在夜间擦亮了一根又一根火柴，身后仍是黑夜，仍是豺狼当道的荒野。正如鲁迅先生所感叹的，“夜正长，路也正长”，没办法，千百次血沃中原之后，寒凝的大地才能发出一星星春华。
黄兴在此役被子弹击断两根手指，流血满身，幸得女中豪杰徐宗汉（后成为黄兴的妻子）及时救助，才得生还。未等伤口愈合，黄兴便嘱宋教仁筹备了一个广州起义失败检讨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广州起义失败了，使我肝胆俱裂，五内俱焚，悲痛不能自已。……此役明知不可为而为者，迫于革命存亡绝续之交，战则虽败，革命精神不死，国魂光辉照耀古今，是所以坚持否决展期之说，宁死于战场，决不未战先溃。
黄兴就是这样，他曾自嘲为屡败屡战的“常败将军”，具有凌轹万古的劲气，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即使被击倒一千次，只要还剩一口气，他就会挣扎着从血泊中第一千零一次爬起，他高昂的头颅决不会低下。完全可以这么说，恶势力只能消灭他的肉体，却无法战胜他的精神。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一直认为，在珠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是为上策；黄兴则把目光北移至长江中、下游，更看好这一流域的革命资源，一旦攻克武昌或南京，即可震荡全国。他曾在寄赠好友谭人凤的一首诗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有人说，黄兴是上马杀贼、下马草檄的英雄；也有人说，黄兴只是半吊子的军事家，自他掌管兵枢以来，几乎无役不从，无役不败，这样吃败仗吃得太多了，自己都已惭愧得不行。作此酷评的人也不仔细想想，黄兴是在拿什么跟敌方拼斗，那样徒手搏虎，一回又一回，光是勇气，就够令人敬佩了。在武昌，作为民军总司令，黄兴指挥了几场鏖战，其中汉阳保卫战尤为惨烈，他以初成之军恶战北洋系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统领的精练之卒，有赢有输，有胜有负，最终因为湘军第三协统领王隆中等将领不服从命令，擅离阵地，再加上新兵器械不够精良，作战经验不足，一而再、再而三地误事，汉阳宣告失守。所幸袁世凯暂时还不想将革命党赶尽杀绝，而要养敌自资，留着他们做筹码，因此他勒令两位前线大将见好就收。要不然，急于立功封侯的北洋狗冯国璋早就挥师攻占了武昌城。
应该说，武昌起义的意义仍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它迅速形成的摧枯拉朽之势，影响所及，全国十一个省宣告独立。满清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三分天下残存其一，即便是这三分之一，也已摇摇欲坠，垮台在即。然而，旧军官黎元洪福大命大，被一时间群龙无首（黄兴于起义后数日才抵达武汉）的起义军从藏匿的柴房里强拉出来，惊魂未定，即黄袍加身，被推戴为军政府鄂军大都督，这场革命自此开始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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