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佳作1】富贵是什么？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54岁时在福建为官，因朝廷昏庸，奸佞乱政，志不得伸，便想辞官而去，却不料遭到儿子的极力反对，理由是家里的田地产还未购置齐全。于是辛弃疾写了一阕训骂儿子的前无古人的词。词前有个“说明”：“吾拟乞归，犬予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全词如下：“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茸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与非！” 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话，浓缩了他多年生活的识见。富贵是什么？危机者，风险也。一旦富贵，各种各样的风险即会袭来，食不知味，寝不得安，日夜紧张，防不胜防，一个人何苦去自找这种折磨？辛稼轩出生于济南望族，对于社会中的这个路数看得明澈极了。另一位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早有此感，他在《宿州次韵刘泾》中说：“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很明显，为求富挖空心思，为求富不择手段，为求富利令智昏，为求富以身试法，凡此种种，哪一个不是风险扑面、危机四伏？就算是一家人里也往往为了遗产纷争，拉下脸来，甚至刀刃相见，不是至今常有所闻吗？ 富贵是祸害。春秋时有个叫叔向的人说：晋国的栾武子是上卿，却连上大夫的田地都没有，但他品德高尚，誉满诸侯，因此国泰民安；他儿子继位后奢侈腐化，很快致祸灭亡。叔向认为：若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祸不远也。且看如今落马的官员，当官前未必是坏坯子，一旦财迷心窍，捞进几百万几千万以为给自己、给儿孙留下了用之不尽的财富，从此富贵落定、万事大吉，哪里知道自己所干的正好是加速给自己挖掘坟墓。富贵是什么？阅尽人间春色的百岁老人张学良将军曾写道：“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对一个有点权力的人来说，要干事，干好事，而不是利用干事来达到肥私的目的；而真正干了好事又一身清廉，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必定名留千古。明朝的况钟在鱼米之乡的苏州任知府，为民办了许多好事、实事，一次他要上京办事，别人劝他带点礼物去进贡，他哈哈一笑说：“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他百年之后，“卒而归葬，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十年浩劫时，有人不相信当官的会没钱，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吗，于是“派”打开况钟的墓椁，里边果然什么陪葬品均无，证实了史家所说并非夸张之辞。当地众在况钟的墓前写了二联，其中一联是：“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历朝历代文武官员数不胜数，像况钟、海瑞这样的让众一代一代相颂的官员，他们可真是看透了富贵之类不过是过眼云烟，实在犯不着被它消蚀而丧失自己的天良。富贵是易碎品。辛弃疾说得透彻极了：“千年田换八百主”，纵观历朝历代，任何人的田地家产，没有一个数十上百年后不易主的，所谓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理。有的人一心要为儿孙打点，他们不知道，儿孙贤，留下钱财有何用？儿孙不肖，留下钱财有何用？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明朝名士张文渊，出之肺腑写下几首绝句，其中有：“低低壁落差差柱，小小厅堂窄窄门，广厦广庭非不爱，欲留约束与儿孙。” 富贵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作为自食其力的平民百姓来说，致富的愿望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上述四个答案是笔者仅供有一定职权又拼命希望早日富贵或是为了富贵不惜一切手段的人作参考用的。【考场佳作2】富豪的脑袋有多大？我身在商场，经常与一些富豪打交道。近日有幸结识一位榜上有名的富豪，他的名气早已使我如雷贯耳，而见面时他递给的名片更使我眼花缭乱。名片的开本比普通名片大几倍，而折叠起来与普通名片一样小巧玲珑。使我眼花缭乱的不是它的质地高贵和印制精美，而是它主人的琳琅满目的头衔：除了××总裁、××董事长等等和××人大代表、××工商联主席、××基金会理事长等等之外，还有××博士学位、××大学客座教授、××学会名誉会长、××刊物特邀编委、××研究中心首席顾问等等等等。我拿着这张“沉甸甸”的名片，不禁发出感叹：这么多头衔需要多少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需要多大的脑袋才顶得起啊？ 在我的印象中，某些官员的脑袋倒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堪称“巨头”。他们在没当官之前，脑袋和常人一样大小；可当官之后，脑袋就随之大起来了——变得越来越有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了，因而脑袋上的头衔也便越来越多了。虽然他们也只有一个身子和一个脑袋，可他们仿佛有分身术和分脑术，既能当多种多样的官，又能读研究生、做博士生导师，还能当理论家、军事家、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文物鉴赏家、古玩收藏家……他们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愧是“跨世纪”的领导干部。某些富豪和某些官员似乎具有相同的“脑基因”。他们在没有发财之前，脑袋也与普通人一样大小，可一有钱之后就“一阔脑就变”了。称“中国头走私犯”的赖昌星，脑袋上大大小小的头衔究竟有多少？有记者就此采访他时，不知他是数学水平差还是记忆力不好，竟然声称“数不清”。震惊全国的沈阳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刘涌，其脑袋之大，大得可怕；头衔之多，多得惊人。如果不是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其“刘老大”的名气和威风，并不亚于也被称为“慕老大”的原沈阳长慕绥新。也许有人认为，富豪不就是惟利是图么？要那些虚名头衔干嘛？难道不怕和某些官员那样，因为头衔太多而忙得“日理万机”、累得“废寝忘食”？而且由于应酬大多而误了“钱钱性命”？其实不然。如今某些富豪之所以热衷于而且不惜代价地把脑袋“做大”，是因为那些看似虚名的头衔一旦戴到他们头上，并经过他们的精心“加工”和“包装”，便成了“含金量”很高的“桂冠”。于是他们“虚则实之”，把头衔与经商“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头衔的“效应”，取得“不尽财源滚滚来”的辉煌成果。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胡雪岩之所以要弄个“红顶子”戴上，不正是为了走官商结合的发财之道么？某些富豪当然要“活学活用”，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在当今官商结合十分猖獗的“大好形势”下，比胡雪岩更能玩弄权钱交易，更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赖昌星、刘涌之流的富豪，就是凭着他们脑袋上的顶顶“红帽子”，在商场上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等优势，别人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拿不到的批文，他们亮出特殊身份就可不费吹灰之力拿到；别人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到的贷款，他们用“大帽子”一压就可轻而易举搞到……他们的许多财富，就来源于他们的特殊“大脑袋”。富豪的名片“沉甸甸”，我的心也沉甸甸。为何社会上出现“仇富”现象？不正是赖昌星、刘涌之流的富豪以非法手段敛财致富，才引起的公愤么？如果对他们不“仇”，天下还有公平和公理吗？ 【考场佳作3】中国的富人缺什么中国的许多富人只有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60多艘豪华游艇云集上海，亚洲最大的游艇展粉墨登场。此次中国国际游艇展由“人头马”等四大欧洲奢侈品品牌共同赞助，显示出海外相当看好中国富人在游艇方面的消费热情。中国在亚洲远不算是个富国，温饱问题尚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是，中国富人的消费，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仅美国的许多已经为中国人所拥有，而且中国本土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场之一。富了常要摆阔，举世皆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富人真论财富还无法和发达国家的大款相提并论，要斗富是斗不过人家的。然而，奢侈品的消费却超前了好几步。中国的富人，愿意在其拥有的财富中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奢侈品消费。这是为什么？ 考察中外富人的文化行为，可以看出，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这一格局之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17世纪以后，欧洲的一些平民新贵通过经营实业成为富人后，首先面临着和贵族争夺、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不完全以财富来界定，甚至以经营实业为耻。平民发财后，经济上可和贵族比肩，在、社会和文化上却远不如贵族尊贵。特别是在英国，购贵族爵位不易，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平民新贵已经成势，在经济上举足轻重，在社会和文化上不甘再居贵族之下。于是，他们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财富，向社会证明为什么自己值得社会尊重。在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之所以“贵”，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于是，这些新贵就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是如何比贵族的权力更加有益于社会。他们明明知道投资于土地不赚钱，但还是大量购土地，并运用自己的经营技巧，在土地上指导佃户试行新技术，促进农业革命；有的则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有的则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拥有了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要创造一种与贵族不同的自我认同，向社会证明：他们所代表的新阶级，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虽然他们致富后在生活方式上极力模仿贵族，但是在经济上获得了对贵族的明显优势后，马上就发展出自己的新格调：节俭。他们模仿贵族修建乡间，却明显突出朴素的风格。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是体面而节制的。他们甚至在媒体上刻意炒作贵族的奢华，并用自己勤奋、简单的生活方式与之进行对比。一句话，他们要向社会证明：把财富和权力放在他们手里，比放在贵族手里对社会更加有利。他们的财富，有道德的目标。而贵族的权力则没有。这种节制、负责的上流文化，特别是在一些新教国家，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在美国社会，人们谈论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中国一直没有贵族阶层，以官为贵。敛财斗富，在古时的官场上日甚一日。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继承了这种斗富的劣根性，攀比的对象还是国外的大款。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文明国家的大款是如何生活的。最近一个对美国百万富翁的研究竟发现，这些百万富翁大多数开平民车，用旧家具，甚至选的也常换，为的是找个便宜的服务。这种几个世纪培养出来的上流社会文化，是中国的大款一两天学不会的。他们现在之所以瞄准国际的奢侈标准斗富，恐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上不被自己的同类接受，于是更要争着入人家的圈子，非要花钱给人家看：“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殊不知，越是这样，自己就越成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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