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正面性格勤劳、刻苦、勤俭、任劳任怨，这些都是中国人举世无双的优秀品质，但中国人也具有很多负面性格，如非常现实、缺乏原则性、中庸、懦弱，这些性格特征在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国民中也是见此一家的独特。一个民族的性格的铸就与传承离不开其聚居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就紧密与其自身的自然环境以及文化相关。
中国人的勤劳、刻苦、勤俭、任劳任怨等非常出众的民族性格与中国的农耕环境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特点就是一年当中以及各个年当中气候特征都表现为极端的特征，在一年当中，雨季大多集中在夏季，并且集中了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而其他三个季节降雨量非常稀少；气候的特征不仅反映在降雨量方面，更反映到气温的变化方面，这主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核心农耕区域基本处于北纬40度以南的范围，因此，夏天温度极端炎热，而冬季由于靠着西伯利亚寒带高压很近则极端寒冷，此外春季、秋季则非常短暂，因此，东亚大部分地区主要受冬季、夏季两个季节气候的极端影响，经常造成中国文明起源地带的黄河地带要么洪涝要么干旱的极端天气，在这样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下，农人一年的辛苦往往仅仅就是天气的极端变化就化为乌有，在长久的这种极端气候影响下，东亚农人普遍形成了勤劳、节俭、刻苦以及任劳任怨的性格特征，因为他们必须靠天吃饭，他们必须在气候状况好的情况下的食物小心存储起来以备不急之需。
另一个影响中国国民性格的因素就是在中国大地兴盛的帝王文化。上面说到中国的农耕文明经常受到受到影响东亚大陆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在雨多的时候经常是河水泛滥、民不聊生；在雨水少的时候则干旱连绵、颗粒无收。因此，为了便于治理黄河，在中国发展了大一统的专制文明，也就是帝王文明，这样才能使得整个帝国动用全国的资源兴修水利、巩固堤坝，以应对黄河流域不规律的洪涝与干旱。此外，另一个影响中国形成大一统专制社会的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北部蒙古草原以及东北沼泽深林地带的游牧、游猎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冲击。上面我们提到东亚大陆极端不稳定的气候系统不仅能够影响农耕文明，同样也能够影响游牧、游猎文明，当一些年份北方草原干旱寸草不生，游牧民无法生存的时候，掠夺他们南方的自耕农将是应对自然灾害的最有效的捷径。因此，东亚的农耕文明经常性、规律性的要面对游牧、游猎民族的掠夺与侵略，因为，自然环境中放牧与围猎工作将游牧、游猎民族训练成高度有效的战士，这些战士也只能靠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才能过与之相抗衡与匹配。
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建立注定要建立一种帝王文化，也就是帝国的一切宣传和存在理论都要围着这帝王这个核心运转，也就是说，帝国的一切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而代理帝王行驶管理权的官僚则发展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系统，他们不仅耗费着所有的帝国资源，并且也利用一切机会侵吞着帝国的资源，因此，帝王文化代表着两个方向：其一，这个帝国绝对不需要任何创造力，他们需要的就是对上负责的奴才而不是具有创造性的官员，因此，一个讲究效率和原则的官员必定没有生存的空间；其二，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肯定会膨胀发展，因为一个不讲究原则与效率的官僚机制必定效率低下，需要不断通过增加各种官僚机构和人员才能运转，这样必定是把所有的压力都抛给处于这个帝国阶层最低端的自耕农，因此，自耕农成为各级官僚与机构疯狂剥削与压榨的对象，最后的结果是直接推动自耕农的揭竿而起，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血腥的每过两三百年就必定发生一次的朝代更替。在这样的血腥的一级压榨一级、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低效率机制的长久运转下，中国人普遍形成了二重性格，即一方面对上级的奴颜脾气没有原则、对下面的骄横跋扈与不负责任；而长期的没有原则的人生信条必将导致中国人个性方面的重大损失，必然懦弱、中庸、不负责任、内部耗斗等，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国人低效的为人做事的风格，其实这些都是帝王文化多导致的必然结果。
当然，中国社会普遍的现实感以及性格特点也与中国社会没有精神性的世界宗教的影响有关，但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地理极端封闭的社会，外来的宗教也被中国的统治者改变成为一种世俗的统治工具，直接为帝王服务。而中国本土的独创宗教儒教则在一开始就被发展成为直接为帝王以及他所代表的统治者服务的现实愚民工具，其实，中国几千年就是帝王训导中国人逐步成为奴才的历史，这真是中国人的不幸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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