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年）视作“五帝时代”与炎黄、颛顼、帝喾、尧、舜活动的时代 开始计算的。
司马迁的《史记》不列三皇，而将炎、黄排在《五帝本纪》之首，但他并没有明确黄帝的年代，甚至对颛顼、帝喾、尧、舜都没有纪年 。现在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约4600年（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改为距今约5000年，显然与前述主流认识相关）。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
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一共是4704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
扩展资料
华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唐律疏议》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习俗孝悌”是指的《孝经》。
《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中又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中原地方，是聪明有远见的人居住之地，是万物财用聚积之地，是贤圣实行教化之地，是仁义施行之地，是《诗》《书》《礼》《乐》运用之地，是奇异精巧技能试行之地，是远方国家观摩向往之地，是四方少数民族效法之地。
《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亲口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晋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
“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因此，六经、六艺、五常以及其主张的诗书礼乐之道是华夏文明的本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华文明
将传说中的“黄帝”的年代定在距今约5000年有什么依据呢？司马迁的《史记》不列三皇，而将炎、黄排在《五帝本纪》之首，但他并没有明确黄帝的年代，甚至对颛顼、帝喾、尧、舜都没有纪年。这至少说明司马迁是拿不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年代的。现在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约4600年（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改为距今约5000年，显然与前述主流认识相关）。这个年代与辛亥革命有关。据《辞海》所附《辛亥革命时期所用黄帝纪元对照表》说明：“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广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民报》所用年代又据何而来呢？该报系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建立同盟会后所创办，因此宋健先生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一文中说《民报》所用黄帝纪元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33]。史式教授说其来源为：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史式说，《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术数书，邵雍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甫谧则是一位精通针灸之学的医生，二人皆非史学家，所以“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一共是4704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