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语言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到超过语言生存所需的极限，那这种语言的生态就有崩溃的危险。曾几何时，部分人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政策的一个经典曲解就是——普及普通话必须压缩方言的使用，具体表现为：要通过采取一定程度的惩戒措施禁止学生在校说方言来增加让他们说普通话的机会；要通过逐步限制、裁减直至取消广播电视中的方言节目来无限多地把传播信道转移给普通话节目；要通过规定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交通警察、商店营业员、公交司售人员等）无论遇到什么对象都必须先说普通话来减少他们在工作交涉中使用方言的可能； …… 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只管片面推普，不顾方言死活的思路与做法，已经在一些地区引起方言文化遭到人为压抑而被动退化的消极效果，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和民众的普遍不满，不利于和谐团结。这无疑是不符合国家语委推广普通话以加强人民交流、促进文化繁荣的初衷的。 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方言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作用，认识到母语认知对于孩子们心智发展及在与亲代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方言活语对于丰富普通话词语的源头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审视方言生存及传承所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乃至探询如何使乡土语言及其文化在和谐社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如何创造更多的可能来使人们在用普通话满足交流需要的同时更能亲近各自的母语，把以方言为核心载体的完整民间文化生态平稳地传承下来。 1.大众传媒中相应份额的出席广播电视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传媒，以其条件简单、普及广泛、语境通俗、手段丰富而占有大众传播中稳固的多数份额。在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中恢复一定份额的方言使用，可以使得在方言文学、地方戏曲以及旧时广播中确定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方言形式（包括参考音系和丰富成熟的词汇、语法系统）借助于现代传媒手段得以在全社会加强认知程度。这一措施将根本地克服社会上对于方言面貌以及知识的无意识，促使一部分热爱方言的人们找到共同关注的信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说方言的社会群体，使他们有一个相对成熟的高雅的模板来参照、趋向。不使方言模式流于戏剧化一种语体。 2.方言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出版发行早先民间自发的口头文学以及后来的专门学术史，都为我们积累下相当数量的方言文献资料。这些书面资料是我们认识方言的重要依据。如果方言文献能够得到妥善整理、扎实研究，并且重新回到方言区人民当中，那么人们将可以充分地从历史渊源的角度与自己的母语接触，这将有助于方言文学的稳步发展以及方言文化的温故知新。正如同普通话的普及需要普及白话文学作品来作为佐助，方言文化的复兴也离不开来自文学、文献的支持。 3.公共场合多元兼容之语言使用环境的建设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火车站、轮渡站、飞机场、轨道交通）和商店、公共服务单位、宗教场所等处的服务语言的选用以及一些虚拟环境（如电话声讯服务及无线导游、口译服务）的语言使用。考虑到保持语言的足够活动空间，这些场合至少都不应当排斥或降低方言的使用几率。在一些较有必要的场合，不妨增加方言播音的服务，一来方便本地市民的生活方便，二来尊重并保有人们的母语使用权利。 4.学校教育中地方语言及乡土文化兴趣课程的开设和推广学校是特殊的公共场合，校园生活将对未来公民们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学校内的语言工作尤其需要细致周密的考虑，容不得一点简单粗暴。基于以上的公共认识基础，教育部门也将有能力编纂出合用的地方语言及乡土文化教材，并可以通过选修课的方式让学生自愿地选择是否更详细地了解自己母语的状况。 5.方言文化工程的官方推动与语言政策立法的启动关注以方言为核心载体的民间文化，将成为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同时这样的部门也需要担起推动方言文化平稳发展的责任。应组织地区上方言学研究人士和对方言热心关心者共同做方言调查工作，作好方言的审音审字审词形工作，出版方言词典。与此同时，新时期的语言政策及具体对策需要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避免因领导人更替而影响相关政策的连续性。 以上只是就大体框架探讨方言的生态保护可能需要涉及的几大块措施。关于更详细的实际操作方案，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得出。 有一个问题需要反复澄清，那就是我们究竟保护什么，以及反对什么。我们意在采取措施保护的不止是某一种具体的地点方言，而且是与它有生态上的联系的一切语言、方言。比如江苏省、上海市不仅应当恢复吴语广播，而且在有必要的地区也需要开设江淮话广播，因为江淮话也是这片土地上相当数量人民的母语，文化多样性原则不可能忽略他们的交流需求。实际上我们终极地是在捍卫多样性，保护这种或那种方言只是捍卫文化多样性的一种途径、一种手段。因此保护方言不可能等同于、也不可能诉诸“对普通话及其他方言说不”，那样的误解是对文化多样性原则的抹黑。请回到问题本身，之所以我们讨论保护A方言或B方言，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内，假设C方言也在此范围，它也同样不会与保护名单脱离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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