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人。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
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2、陈自明
陈自明,南宋医学家。字良甫，临川(今属江西)人。三世业医，曾任建康府明医书院医谕。因认为前代妇科诸书过于简略，曾遍行东南各地，访求医学文献。采集各家学说之长，附以家传经验，辑成《妇人大全良方》，于妇科证治方法，收集较为详备。另着有《外科精要》等。
3、朱思本
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元代地理学家。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
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李绂
李绂 fú （1675～1750）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荣山镇人，清代著名政治家、理学家和诗文家。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由编修累官内阁学士，历任广西巡抚、直隶总督，因参劾下狱。
乾隆初起授户部侍郎。治理学宗陆王（陆九渊、王守仁），被梁启超誉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著有《穆堂类稿》、《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八旗志书》。
5、李瑞清
李瑞清（1867年－1920年）教育家，美术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晚号清道人，玉梅花庵主，戏号李百蟹。
江西抚州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二年出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49年更名南京大学）监督。辛亥革命爆发后，离开南京学堂，移居上海。民国九年八月初一逝世，遗体葬于南京牛首山。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抚州
宋词四开祖：晏殊（宋词大家）、晏几道
儒学大家：陆九渊（开创陆王心学）、李觏（gòu）、吴澄（理学）、李绂（理学家）、吴与弼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戏圣）
抗倭名将：谭纶
医学家：陈自明（外科、妇科专家）
地理学家：朱思本、乐史
历史学家：危素
北宋大臣：陈彭年（《广韵》）
近现代：饶毓泰（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李瑞清（美术家、教育家）、盛中国（音乐家）、李井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舒同（书法家）
学政治史，不能避开“王安石变法”；学文学（散文），不能避开唐宋八大家之二的王安石和曾巩；学宋词，不能避开晏殊、晏几道；学哲学思想，不能避开开创“陆王心学”、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学戏曲戏剧，不能避开“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总之，学中国文化，避开不了临川文化。
此外，吴澄是元代最盛名的理学大家，吴与弼是明代理学开山之祖。赵长卿是创作宋词最多的人之一。
在很多人的眼中，一说起才子之乡，就想起王安石，汤显祖临川四梦，临川给人感觉就文学人才多。其实不然。
在古代抚州除了文学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外，还曾经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抚州，王安石的故乡，素享“才子之乡”的美誉。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李觏、危素、罗汝芳、汤显祖、谭纶，一个个光耀华夏的名字，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宋明时期，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所。
抚州商人是江右商帮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至城市止。既而察之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乡村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明朝抚州人艾南英曾自豪地说：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却在那里形成聚落（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这座万寿宫中，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名字就叫“抚州阁”。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还另外建有一座“抚州会馆”。
在抚州乐安县，有一个被誉为“千古一村”的流坑村。在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落里，仅两宋时期就出了24名进士，其中有两个是状元，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的“五子登科”佳话。而真正成就流坑村辉煌的，则是竹木商贸。
自明代中期以后，流坑村的科举逐渐式微，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流坑人从周边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让流坑村再一次繁荣兴盛起来。
流坑村是一个缩影，在古代的抚州，儒与商，就这样矛盾而协调地对立统一着。
从小在抚州生长的王安石，家乡的商业繁荣，对其变法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影响。事实上，王安石与江右商帮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与王安石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曾在其家乡抚州南丰县重修万寿宫，为此，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重修许旌阳祠记》。
关于新法，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王安石认为，启用新法，善于理财，可以在不增加百姓捐税的基础上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则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天下不可能这么好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是要将财富从老百姓手上巧取豪夺充入国库。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早已证明，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等。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高明之法。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安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日后，就在司马光的家乡山西，晋商们正是以金融业垄断而扬名的。不知道司马光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从王安石变法的商业思想启蒙地到沦落为今天的“老区”，从国内兴起的第一个商帮到今天江西商人在国内大都藉藉无名，从明朝中叶至今，江西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蜕变过程？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口岸通商，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无可否认，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
当今商业思维最为活跃的潮汕、温州，都不是什么交通要地，其交通便利程度，比之今日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不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沿海，但均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可以说，潮汕、温州人的唯一所长，就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商业精神。而驱动他们这种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还是前面提到的“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
江右商帮从明朝中后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式微，关键也在于此。从北宋至元，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逼迫着江西人走上了商贾之路。但就在元末至明朝中期，江西却发生了近千万的人口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