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佑安医院收治首个感染艾滋病的华人。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没有收治艾滋病患者的专门医疗机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对防控艾滋病的宣传也很少。
1994年后，艾滋病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的蔓延期，沿海城市逐渐开放，吸毒共用针具和无安全措施的性传播增加，河南、山西等省“艾滋病村”出现……
目前中国防艾形势比较严峻。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截至2007年底，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 万，其中艾滋病病人8.5万人。
2008年4月30日，北京市已累计报告了5219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569名艾滋病病人。
不过，由于艾滋病的隐性特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以及艾滋病病人的真实数量依旧是一个谜。
-新观察
艾滋病防治的中国之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活力得到了完全释放，民众的自由度大大拓宽。然而，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国门的大开，社会管制的松动，造成的是“泥沙俱下”，吸毒、卖淫嫖娼等一度被消灭的不良现象死灰复燃，伴随这一现象是艾滋病的滋生和传播，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挑战。
最初，艾滋病是外国人或海外归国人员带到国内的，由于当时国人对艾滋病的常识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每出现一个病例就会造成巨大的恐慌，佑安医院1990年收治的全国首例艾滋华人，就是典型一例，在吉林省，一名劳务回国的H IV感染者病情泄露后，全村人都不和他讲话，像躲避瘟疫那样躲着他。甚至不让他喝村里的井水，最后全村人凑钱给他做路费，让他离开村庄。
其后，艾滋病迅速呈扩大之势，从个别沿海省份的大城市到遍布全国，1997年之后，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爆发性流行，有专家这样向记者描述：“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艾滋病快速蔓延，很大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应对，对于吸毒、卖淫等容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活动，政府一直以严厉打击为主，缺少综合的治理之策，公安部门甚至一度把携带安全套作为抓获妓女的证据。严打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使这些艾滋高危人群的违法活动更隐秘，让他们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公共卫生部门完全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就加大了艾滋病的传播风险。
困境之下，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公共政策开始寻求突围，2001年9月，中国政府出台遏制与预防艾滋病的“五年行动”方案，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试点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吸毒者可以享用美沙酮疗法也在全国推广，同时，推广安全套亦普及开来，许多城市提出目标：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的安全套覆盖率要达到100%。这种公共政策转型可以说是“破天荒 ”的，但也是理智的———艾滋病是一种病，既然是病，那它就跟感冒一样，需要治疗，要理解的仅仅是病的症状，而非得病的原因。
将艾滋病还原为正常的疾病，不再漠视、歧视，而是纳入到公共卫生的管理范畴，这使得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开始步入正轨。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对艾滋病人的关爱，也让公众非理性的“恐艾”情绪出现消退之势，进而，民间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燃起“点点星火”。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但感染者的绝对数却很大，因此，艾滋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们之前错过了控制艾滋病大范围传播的最佳时机，这就注定我们在今后艾滋病防治上，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在未来全球艾滋病呈灾难性的流行趋势下，中国艾滋病防治之路，注定艰险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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