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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交第十二1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圣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将以自求乎?昔圣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职,纠之以八刑,导之以五礼,训之以六乐,教之以三物,习之以六容,使民劳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当此之时,四海之内,进德脩业,勤事而不暇,讵敢淫心舍力,作为非务,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职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传曰:“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紏处天刑。日入,监九御洁奉褅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诸侯朝脩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1),使无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後即安。正岁使有司令於官府(2),曰:“《各脩乃职,考乃法,备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恭,则邦有大刑。》”由此观之,不务交游者,非政之恶也,心存於职业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导民,而乡之考德,又不以交游举贤。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兴矣。问者曰:“吾子著书,称君子之有交,求贤交也,今称交非古也。然则,古之君子无贤交欤?”曰:“异哉,子之不通於大伦也!若夫不出户庭,坐於空室之中,虽魑魅魍魉,将不吾觌,而况乎贤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谓交游之实,而难其名。名有同而实异者矣,故君子於是伦也,务於其实,而无讥其名。吾称古之不交游者,不谓向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谓长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闻,则奉贽以见其同僚,及国中之贤者。其於宴乐也,言仁义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农事之隙,奉贽以见其鄕党同志。及夫古(徐湘琳曰:"疑当作'国'。")之贤者亦然,则何为其不获贤交哉!非有释王事,废交业,逰远邦,旷年歳者也。

徐干《中论》
  徐干(171—218),字伟长,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人。东汉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自幼受家教薰陶。14岁开始读五经,与愤忘食,夜以继日,以至父亲担心他搞坏身体,常加以禁阻。20岁之前已能背诵五经,并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笔成文,为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曾任司空军谋祭酒掾、五官中郎将文学等职,均为官府下级属吏。因当时朝廷内有权臣当政,外有群雄割据,政治动乱,士风沦丧,遂无意仕进,辞职归乡,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授门徒。教人循循善诱,取长补短,使人不自觉而被感化。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瘟疫流行,染疾而亡。
  《中论》是徐干因病故而未竟之作,今存20篇,共2.1万字。为北宋曾巩校馆阁群书时编。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青州刊本。篇目如下:治学、法象、脩本、虚道、贵验、贵言艺纪、覈辨、智行、爵禄、考伪、谴交、历数、论夭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该书针对当时文人崇尚辞藻华丽,而不注重阐发大义、弘扬圣贤之道和传播教化的陋风而作,目的是“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 。《中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力图矫正时弊,重建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也是在阐明圣贤治学之道的同时,批判当时的不良学风和士风。清代龚自珍说:“徐干《中论》,论儒者之蔽,既见要害,击而中之。” 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学者,圣人之上务”
  徐干继承儒家重学的传统观念。《治学》篇作为《中论》首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是:“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可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即在调理人的精神、思维、情感和本性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因此是“圣人之上务”。如同太阳照到黑暗的屋室里。所存器物立刻昭然可观一样,学习就像照亮内心的太阳,可以启蒙开智。只有学才能“有懿德”、“经人伦”。徐干未具体论及人性问题,从《考伪》篇批评邪端异术使人“丧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来看,倾向于性善说。《治学》篇中也有“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的话。但徐干更为强调借助外界力量和条件。《治学》篇中指出:“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即使是圣人,也要“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贤者则以圣人为师,像颜回、子贡那样,做到“触类而长之,笃思而闻之”。关键在于立定求学的志向:“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故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对待学习就像日月之行一样,终身不辍,死而后已。总之,学习是个人长进的唯一途径。
  徐干对东汉后期朝政废弛、道德沦丧以至学风败坏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谴交》篇中指出,由于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朝廷选士只重虚名而不求实察,获赞誉多者即认作贤才。于是士人离开故土,四方交游。不修德行道艺,而是夸夸其谈,矫饰其行,沽名钓誉。拜师交友,为的是结党营私,互相吹捧、提携。尽管当时“冠盖填门,儒服塞道”,似乎尊学尚贤的风气昌盛,然而“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师生关系竟然已失去教学的意义。至于那些“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徐干揭露他们是:“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这些人志向低下,行为卑劣,还不知羞耻地高谈大论。该篇感叹:“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他要求杜绝交游。取缔请托。贤才应由乡里逐级察举,“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这样可防止矫饰伪作之行,使人们“咸相率以正道,相厉以诚悫”。徐干能从当时求师、论学、尚贤日盛的表面现象中洞察其虚假的实质,是颇有见地的。但他完全否定游学则是片面的。
  (二)“学者,大义为先”
  徐干也像汉代多数教育家一样主张博学。《治学》篇中以大乐非取于一音、嘉膳非取于一味为喻,说明圣人之德亦非取于一道。他指出:“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博采群道并非杂乱支离,他批评当时鄙儒之博学是:“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如不能有所统一,掌握学问的大义,这种学业再广博,不过如“女史诵诗,内竖传令”,起个传声筒的作用而已。徒劳思虑,白费时光而无成就可言。他强调。“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也就是说,学习的宗旨是领会掌握圣人之道的精神实质,一切具体内容均应服从于这个“犬义”。故“学者,求习道也”。
  圣人之道集中体现在圣人之书中。《治学》篇中将六经誉为“群圣相因之书”。圣人虽早巳辞世,但“其道犹存”于六经之中。“今之学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达矣”。这是儒者推崇六经的传统观点。不过徐干还推崇《周礼》中六德、六行、六艺的教学,认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他对当时儒生只知全力读经而鄙视技艺之学不以为然。《中论》中有《艺纪》篇专论技艺的价值,认为“艺”是智慧的体现,是从事具体事务不可或缺的。艺还是成人之德的必要条件。如果将人比作树木的话,那么德相当于根干,艺相当于枝叶,“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他还具体阐述了六艺的作用:“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六艺的作用虽各有不同,但均可使人的德行更加完美,故“盛德之士,文艺必众”。他认为先王“贱艺”是轻视只会靠技艺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如果能“通乎群艺之情实”、那就“可与论道”,也就是君子之业了。以艺明道,以艺成德,切不可“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伦” ,这也是学者的大义之所在。
  与重技艺的思想相配合,徐干在才智和德行的关系问题上也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智行》篇记载:“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他认为圣人以尽之大才为美,并非空为行善,无有一智者又怎能“为仁”呢?他称誉管仲、张良虽德行有疵,但才智卓著,能兴功立业。同时又反对专重才智而不顾德行的片面性,这里也有量化的比重关系。他以水能胜火,但一升水扑不灭森林之火为喻,指出“作乱有余而立功不足”的人是不可取的。这些论述反映了汉未动乱形势下人才观的变化。
  (三)“用乎己者,谓之务本”
  徐干继承儒家重在修己的宗旨,并从本末论的角度加以阐发。《务本》篇中指出:“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近末。”君子总是将学问道德首先用于自我人格完善,而小人懂得一点东西后,总是首先去对着别人。他批评只知闻察、思虑别人的问题而不能“自闻”、“自见“、“自虑”,可谓耳聩、目朦、内心糊涂。他认为不先求修己而欲治人是舍有而思无,舍易而求难。因为“身之与家,我之有也,治之诚易”,而“人之与国,我所无也,治之诚难”。修己可完全取决于自身意愿,而治人则非自己所能决定的。而且自身修养不足,也不可能使人信服,正如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的医生,人们是不会找他治病的。他引子思的话说:“能胜其心,于胜人乎何有?不能胜其心,如胜人何?”所以修己是治人的前提条件。
  在“用乎己”的思想指导下,《务本》篇中提出以下学习和修身原则:
  1、急己宽人。他以孔子修《春秋》为例,凡鲁国本国之事,“小恶必书”;凡他国之事,“大恶始笔”。体现“详内而略外,急己而宽人”的原则。
  2、迁善改恶。对待他人的善恶,应首先作为自身修养的借鉴,即“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这样就可以使自身德行“日新”。《虚道》篇中进而指出君子之所贵者,不在于才敏、博辩、勇决过人,而在于“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
  3、言行相符。他认为行异于言“无周于智”,言异于行“有伤于仁”,均有损于己而失信于人。故行为比言论更重要。《贵验》篇中引孔子的话:“欲人之信己也,则微言而笃行之。”力行在先,言论则尽量谨慎一些,含蓄一些,就不会有言行不符之事了。
  4、德贵不变。他以珠玉含杂质,需良工予以纯化为喻,说明道德修养就是不断净化心灵的过程。君子修德总是“积小致大”,而小人急于见功利,“行一日之善,而求终日之誉”,赞誉若不至,也就不再行善了。他指出:“琴瑟鸣,不为无听而失其调;仁义行,不为无人而灭其道。”因此必须自强、自重,始终如一,这就是“德贵不变”的道理。
  (四)“导人必因其性”
  徐干主张施教需依对象而定内容及方式。《贵言》篇强调“君子必贵其言”。言贵则身尊,身尊则道重,道重则教立。他指出:“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若与之言,必以其方。”例如与农夫则论以稼穑,与百工则论以技巧,与商贾则论以贵贱,与府吏则论以官守,与大夫及士则论以法制,与儒生则论以学业。这样可使“辞足以达其智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要”。从而循循然各操其守,而不至于“过其任而强牵制”。论说如能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可谓智者。
  基于这一思想,该篇提出君子施教的具体原则和方法。首先应“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即把握学生志向、兴趣所在及气质、性情的特点。然后“唱焉以观其和,导焉以观其随”,即在施教过程中随时注意学生领会和接受情况,要从言语、视听、表情、行为等各个方面加以观察。在充分了解学生自身特点及学习情况的条件下:“于是乎 张以致之,因来以进之,审谕以明之,杂称以广之,立准以正之,疏烦以理之。”即为学生开辟学习途径,根据以往基础掌握学习进度,详细讲解使其明了,多方引证使其渊博,同时又要确立标准以使其学有正道,疏通线索以使其学有条理。要做到“疾而勿迫,徐而勿失,杂而勿结,放而勿逸”,使学生能够“自得之”,这就是君子“导人必因其性”的道理。
  徐干《中论》,以阐发中正之道为宗旨,其中有关教育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涉及的范围较广,在教育的意义、宗旨、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较为精辟的论述,这在汉代学者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论述多为针对时弊而发,正反两面对照鲜明,实效性强。但全书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观点的理论深度稍差。各篇中的论述因侧重点不同,有些提法前后不尽一致。追问

没事啦~~这是我们的古汉注释作业。。到处都没有翻译。。。。还是谢谢你~我能基本理解但是有些词句不懂。。是徐干的《中论》,注释体就按照我们学校那本书,(就是北师大的那个古汉书)。谢谢你~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2-12-25
有点难度,语文高手也不一定可以读的滚瓜烂熟,
我去查了网上确实没有,
希望楼主提醒一下,我理解了一小部分,
来自于哪,
还有,这段话有没有稍微提示一下,
建议可以花点十多元的小费去书店买古书翻译了解一下文化,
里面应该有记载,
因为我对古书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都一直没有研究,望见谅不能帮上您的忙,
不过还是可以试试我所说的方法的,
或是问老师,与读书厉害的同学,
有可能读的通,
鄙人不才,无法全解,

只能给您以下有关资料了,希望他人莫复制

徐干《中论》
  徐干(171—218),字伟长,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人。东汉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自幼受家教薰陶。14岁开始读五经,与愤忘食,夜以继日,以至父亲担心他搞坏身体,常加以禁阻。20岁之前已能背诵五经,并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笔成文,为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曾任司空军谋祭酒掾、五官中郎将文学等职,均为官府下级属吏。因当时朝廷内有权臣当政,外有群雄割据,政治动乱,士风沦丧,遂无意仕进,辞职归乡,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授门徒。教人循循善诱,取长补短,使人不自觉而被感化。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瘟疫流行,染疾而亡。
  《中论》是徐干因病故而未竟之作,今存20篇,共2.1万字。为北宋曾巩校馆阁群书时编。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青州刊本。篇目如下:治学、法象、脩本、虚道、贵验、贵言艺纪、覈辨、智行、爵禄、考伪、谴交、历数、论夭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该书针对当时文人崇尚辞藻华丽,而不注重阐发大义、弘扬圣贤之道和传播教化的陋风而作,目的是“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 。《中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力图矫正时弊,重建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也是在阐明圣贤治学之道的同时,批判当时的不良学风和士风。清代龚自珍说:“徐干《中论》,论儒者之蔽,既见要害,击而中之。” 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学者,圣人之上务”
  徐干继承儒家重学的传统观念。《治学》篇作为《中论》首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是:“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学可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即在调理人的精神、思维、情感和本性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因此是“圣人之上务”。如同太阳照到黑暗的屋室里。所存器物立刻昭然可观一样,学习就像照亮内心的太阳,可以启蒙开智。只有学才能“有懿德”、“经人伦”。徐干未具体论及人性问题,从《考伪》篇批评邪端异术使人“丧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来看,倾向于性善说。《治学》篇中也有“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的话。但徐干更为强调借助外界力量和条件。《治学》篇中指出:“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即使是圣人,也要“学乎神明而发乎物类”。贤者则以圣人为师,像颜回、子贡那样,做到“触类而长之,笃思而闻之”。关键在于立定求学的志向:“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故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对待学习就像日月之行一样,终身不辍,死而后已。总之,学习是个人长进的唯一途径。
  徐干对东汉后期朝政废弛、道德沦丧以至学风败坏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谴交》篇中指出,由于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朝廷选士只重虚名而不求实察,获赞誉多者即认作贤才。于是士人离开故土,四方交游。不修德行道艺,而是夸夸其谈,矫饰其行,沽名钓誉。拜师交友,为的是结党营私,互相吹捧、提携。尽管当时“冠盖填门,儒服塞道”,似乎尊学尚贤的风气昌盛,然而“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师生关系竟然已失去教学的意义。至于那些“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徐干揭露他们是:“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这些人志向低下,行为卑劣,还不知羞耻地高谈大论。该篇感叹:“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他要求杜绝交游。取缔请托。贤才应由乡里逐级察举,“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这样可防止矫饰伪作之行,使人们“咸相率以正道,相厉以诚悫”。徐干能从当时求师、论学、尚贤日盛的表面现象中洞察其虚假的实质,是颇有见地的。但他完全否定游学则是片面的。
  (二)“学者,大义为先”
  徐干也像汉代多数教育家一样主张博学。《治学》篇中以大乐非取于一音、嘉膳非取于一味为喻,说明圣人之德亦非取于一道。他指出:“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博采群道并非杂乱支离,他批评当时鄙儒之博学是:“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如不能有所统一,掌握学问的大义,这种学业再广博,不过如“女史诵诗,内竖传令”,起个传声筒的作用而已。徒劳思虑,白费时光而无成就可言。他强调。“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也就是说,学习的宗旨是领会掌握圣人之道的精神实质,一切具体内容均应服从于这个“犬义”。故“学者,求习道也”。
  圣人之道集中体现在圣人之书中。《治学》篇中将六经誉为“群圣相因之书”。圣人虽早巳辞世,但“其道犹存”于六经之中。“今之学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达矣”。这是儒者推崇六经的传统观点。不过徐干还推崇《周礼》中六德、六行、六艺的教学,认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他对当时儒生只知全力读经而鄙视技艺之学不以为然。《中论》中有《艺纪》篇专论技艺的价值,认为“艺”是智慧的体现,是从事具体事务不可或缺的。艺还是成人之德的必要条件。如果将人比作树木的话,那么德相当于根干,艺相当于枝叶,“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他还具体阐述了六艺的作用:“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六艺的作用虽各有不同,但均可使人的德行更加完美,故“盛德之士,文艺必众”。他认为先王“贱艺”是轻视只会靠技艺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如果能“通乎群艺之情实”、那就“可与论道”,也就是君子之业了。以艺明道,以艺成德,切不可“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伦” ,这也是学者的大义之所在。
  与重技艺的思想相配合,徐干在才智和德行的关系问题上也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智行》篇记载:“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其明哲乎!’”他认为圣人以尽之大才为美,并非空为行善,无有一智者又怎能“为仁”呢?他称誉管仲、张良虽德行有疵,但才智卓著,能兴功立业。同时又反对专重才智而不顾德行的片面性,这里也有量化的比重关系。他以水能胜火,但一升水扑不灭森林之火为喻,指出“作乱有余而立功不足”的人是不可取的。这些论述反映了汉未动乱形势下人才观的变化。
  (三)“用乎己者,谓之务本”
  徐干继承儒家重在修己的宗旨,并从本末论的角度加以阐发。《务本》篇中指出:“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近末。”君子总是将学问道德首先用于自我人格完善,而小人懂得一点东西后,总是首先去对着别人。他批评只知闻察、思虑别人的问题而不能“自闻”、“自见“、“自虑”,可谓耳聩、目朦、内心糊涂。他认为不先求修己而欲治人是舍有而思无,舍易而求难。因为“身之与家,我之有也,治之诚易”,而“人之与国,我所无也,治之诚难”。修己可完全取决于自身意愿,而治人则非自己所能决定的。而且自身修养不足,也不可能使人信服,正如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的医生,人们是不会找他治病的。他引子思的话说:“能胜其心,于胜人乎何有?不能胜其心,如胜人何?”所以修己是治人的前提条件。
  在“用乎己”的思想指导下,《务本》篇中提出以下学习和修身原则:
  1、急己宽人。他以孔子修《春秋》为例,凡鲁国本国之事,“小恶必书”;凡他国之事,“大恶始笔”。体现“详内而略外,急己而宽人”的原则。
  2、迁善改恶。对待他人的善恶,应首先作为自身修养的借鉴,即“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这样就可以使自身德行“日新”。《虚道》篇中进而指出君子之所贵者,不在于才敏、博辩、勇决过人,而在于“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
  3、言行相符。他认为行异于言“无周于智”,言异于行“有伤于仁”,均有损于己而失信于人。故行为比言论更重要。《贵验》篇中引孔子的话:“欲人之信己也,则微言而笃行之。”力行在先,言论则尽量谨慎一些,含蓄一些,就不会有言行不符之事了。
  4、德贵不变。他以珠玉含杂质,需良工予以纯化为喻,说明道德修养就是不断净化心灵的过程。君子修德总是“积小致大”,而小人急于见功利,“行一日之善,而求终日之誉”,赞誉若不至,也就不再行善了。他指出:“琴瑟鸣,不为无听而失其调;仁义行,不为无人而灭其道。”因此必须自强、自重,始终如一,这就是“德贵不变”的道理。
  (四)“导人必因其性”
  徐干主张施教需依对象而定内容及方式。《贵言》篇强调“君子必贵其言”。言贵则身尊,身尊则道重,道重则教立。他指出:“君子非其人则弗与之言,若与之言,必以其方。”例如与农夫则论以稼穑,与百工则论以技巧,与商贾则论以贵贱,与府吏则论以官守,与大夫及士则论以法制,与儒生则论以学业。这样可使“辞足以达其智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要”。从而循循然各操其守,而不至于“过其任而强牵制”。论说如能做到既不“失人”,也不“失言”,可谓智者。
  基于这一思想,该篇提出君子施教的具体原则和方法。首先应“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视其锐气,察其堕衰”,即把握学生志向、兴趣所在及气质、性情的特点。然后“唱焉以观其和,导焉以观其随”,即在施教过程中随时注意学生领会和接受情况,要从言语、视听、表情、行为等各个方面加以观察。在充分了解学生自身特点及学习情况的条件下:“于是乎 张以致之,因来以进之,审谕以明之,杂称以广之,立准以正之,疏烦以理之。”即为学生开辟学习途径,根据以往基础掌握学习进度,详细讲解使其明了,多方引证使其渊博,同时又要确立标准以使其学有正道,疏通线索以使其学有条理。要做到“疾而勿迫,徐而勿失,杂而勿结,放而勿逸”,使学生能够“自得之”,这就是君子“导人必因其性”的道理。
  徐干《中论》,以阐发中正之道为宗旨,其中有关教育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涉及的范围较广,在教育的意义、宗旨、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较为精辟的论述,这在汉代学者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论述多为针对时弊而发,正反两面对照鲜明,实效性强。但全书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观点的理论深度稍差。各篇中的论述因侧重点不同,有些提法前后不尽一致。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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