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县实验中学是一所国有公办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地处省会城郊——长沙县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与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长沙市八医院、三一重工、LG曙光电子、长丰猎豹毗邻。
学校创建于1995年，为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始名为“维汉中学”；1997年开班办学；1999年遵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更名为长沙县实验中学； 2001年与长沙县一中合并，改称长沙县一中星沙校区；2005年为优化学校管理，县委、政府决定恢复长沙县实验中学。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896年6月生于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留校任初级部主任。在第一师范期间，同毛泽东、蔡和森同志等相识，1918年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一道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蔡和森同志的影响下，接受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商量酝酿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李维汉同志负责组织工作。同年，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回国申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底，李维汉同志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起，直到1927年4月，李维汉同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并被选为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革命时期的湖南，是广东革命政府和北洋军阀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尤其是农民运动迅猛发展。1927年1、2月间，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省委和李维汉同志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并首先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全文发表。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李维汉同志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五个委员之一。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8月7日召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席，瞿秋白作主要报告人。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会议，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同志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局。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李维汉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一道留守中央。六大后，李维汉同志任中央巡视员，视察上海工作。1929年春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以后改任书记。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即去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组织部长，直到1936年。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1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革命。李维汉同志无保留地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以后又积极地参与了对张国焘反党活动的斗争。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李维汉同志先后任中共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校长和党团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同志担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期间，先后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共中央讨论批准。这是我们党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端。陕北公学培养了大批革命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李维汉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中央研究院整风学习的领导。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学习中，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轰动了延安。由于贯彻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的正确方针，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教育了年青的一代，又教育了中年的一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42年9月到1946年4月，李维汉同志任中共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在这个期间，陕甘宁边区在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建设“三三制”政权，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取得了经验。李维汉同志在上述各项工作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日本投降后，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946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同志参加政协中共代表团。李维汉同志任政协代表期间，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人士，协助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底，政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李维汉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以后改任部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至1964年底。1949年4月，李维汉同志任中共代表团代表，参与同中国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的谈判。建国以后，李维汉同志除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以外，还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79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李维汉同志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善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政策，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采纳。其荦荦大者：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李维汉同志系统地调查了我国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提出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经过公私合营，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改造过程中，提出企业和人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两项财富，要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实行双重改造。在全行业合营之后，提出统战工作以教育为主、以教育方法为主的方针。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提出经过“神仙会”调整关系、调动服务，并采取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自”）和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三不”）的方法继续进行自我教育。1962年在中央统战部内一个书面意见中提出阶级关系和统一战线的面貌起了根本变化，并同陈毅同志一道提倡民主高潮、专业高潮等。
在民族工作方面，李维汉同志在建国以前提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建议采取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采纳。接着，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0年，李维汉同志主持制定政务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大量培养民族干部。1952年李维汉同志主持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经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实施。1951年5月，李维汉同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李维汉同志提出在一部分民族关系比较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也得到中央的采纳。1961年，李维汉同志在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民族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1962年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些经验。
在宗教工作方面，李维汉同志提出中国宗教有五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还有民族性），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又提出必须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宗教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制度。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李维汉同志坚决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拥护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反对个人迷信，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对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领导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由衷地感到高兴和鼓舞。同时，他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正确地评价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威信。他屡屡声称自己是毛泽东同志的学生，并创造性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高度的理论水平和锐利的眼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深思熟虑，积极向党中央提出重要的建议，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积极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工作，系统地撰写革命回忆录。在撰写革命回忆录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真实第一，以集体为主，总结经验为主，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也不隐讳或推卸自己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他发表的回忆录，受到史学界的好评，被誉为典范。李维汉同志回忆录未完成便去世，这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
长子李铁映是中共第十二届到十五届中央委员。次子李铁林，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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