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马歇尔（Marshall）第一个对产业集聚的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产业集聚最主要的动因是企业对外部经济性利益的追求，而企业的外部经济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专业化劳动的集中、基础设施的共享和信息技术的交流。区域经济学家杜能(Thunen)认为农业产业的布局是由级差地租决定的，而与自然条件等因素无关。阿尔弗雷德·韦伯认为工业区位形成的基本动力在于对成本的节约，并系统地分析了运输、劳动力等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1948年，美国区域经济学家E·M·胡佛(E.M.Hoover)认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集聚的企业过多或太少都难以产生最佳的效果。1950年，经济增长极理论的代表人物帕鲁（Francosi Perroux）指出“围绕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工业，它不仅本身迅速增长，而且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1977年，社会学家巴格那斯科（Bagnasco）提出“新产业区”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1998年，波特（E.M.Porter）提出企业竞争力的四个构成要素，即企业战略、要素条件、需求状况和相关产业，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企业竞争力的菱形结构，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水平。产业集聚的作用就在于促进了这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菱形结构”系统产生活力。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市场需求。较大的市场规模可以保证生产的规模经济。2、外部经济。外部经济包括三个方面，即专业技术的劳动者、专业化的投入和服务、知识和信息的流动。3、产业地方化。地方专业化本身可能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一旦生产专业化的格局出现，这一格局就会由于积累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而被锁定。马克·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的社会文化环境理论，认为嵌入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产业集聚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集聚的知识创新与扩散是以其宏观区域社会文化环境为前提的。 从理论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早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强调集聚所产生的成本节约的重要作用，并将导致集聚区产业成本节约的内容不断丰富和扩充，如韦伯强调最初运输成本的节约到马歇尔强调外部性的三方面内容。近期的产业集聚理论更强调市场需求、社会文化环境等对集聚产生以及集聚竞争力的重要作用。这些理论对产业集聚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肤浅向复杂、深刻的转变过程。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这些理论也难免表现出不充分、不完善的特征，需要新的理论予以充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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