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并没有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没有刺激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没有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倒是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而且这种贸易，对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因为输入的商品多为香料、珍宝等高档消费奢侈品。同时也助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不思进取，固步自封以及夜郎自大，更加不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革新。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对外贸易，并不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交易。按照明政府的旨意，贸易坚持的是“厚往薄来”的原则，即高价收购外来番货，而低价出售中国的货物，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与富有，从而加深了中国人的自我虚骄心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这种贸易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给国内经济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贸易背后巨大的耗费给人民增添了巨大的负担，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1）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是明朝政治、经济以及综合国力强盛的反映和标志。郑和七次下西洋，作为和平的使者，宣扬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以提高国家的威望和国家地位；同时也有“耀兵异域”，显示中国强大国力的一面。结果，许多国家纷纷派人带着当地的特产，比如大象、犀牛、长颈鹿、狮子和宝石、珊瑚、胡椒以及香料等随郑和船队来到京城，要求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这都与郑和下西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像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鉴于学生尚未学习到世界史，这里教师只做简单的提及便可。（2）郑和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但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就是在当时世界航海史上，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
文化
交流和友好来往，使中国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和航海知识。另外，以郑和下西洋为契机，更多的中国人来到南洋，为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证据出自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名称为《天下全舆总图》，反映了天下诸番向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进贡的场景。地图左上角有注文写道：“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即图上有红圈者皆是原《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标注。公元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由于大明永乐十九年的北京紫禁城的那次大火把郑和下西洋的大部分资料全烧了，所以国人今天看不到了。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再没有此类的壮举。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下西洋中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预中，以长远影响来看，最重要的是操纵马六甲海峡（往来中国及海洋贸易的要道），选择扶植强盗头子拜里迷苏剌，于1409年郑和授与其国玺及皇袍。拜里迷苏剌曾亲自往中国朝贡，使其在马六甲沼泽地的据点成为日渐富庶繁荣的商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