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描写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

如题所述

    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互见法的运用。

    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

    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对人物合理评价,选择材料精心细致,素材的取舍为人物描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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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1-25
1.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2.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3.互见法的运用。
4.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
5.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6.对人物合理评价,选择材料精心细致,素材的取舍为人物描写服务。
第2个回答  2018-03-25
一 、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
在一篇以人物描写为主的文章当中,正面描写是绝对的重头戏,人物的面貌,人物的特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大都是通过正面描写表现出来的。但仅有正面描写还远远不够,侧面描写的烘托再加上特写的浓墨重彩的渲染,才能塑造出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来。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是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结合起来,突出人物形象的。
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魁梧伟岸,勇猛无敌。文中不仅正面描写了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还多次从侧面对项羽的孔武有力作了衬托。一句“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便从侧面写出了少年项羽的勇武,吴中子弟皆尚武强力,能为诸多少年英雄所“惮”,可见项羽的非同一般。在《项羽本纪》中,还有两处非常典型的侧面描写:
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嗔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
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楼烦,汉之勇士也,骑射之术非比寻常,楚军三次派人挑战,都被楼烦射杀。可就是这样的勇士,被项羽“嗔目叱之”,便“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哪里还有得胜者的半点威风。赤泉侯亦是,在项羽的怒视之下,竟然“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吓得胆战心惊,充分表现出了项羽的凛凛雄姿。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
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将镜头直接对准人物,着眼于他的每一个举动,描摹人物的风姿、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美人骏马,是往昔叱咤风云的见证,也是今朝英雄末路的见证,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无可奈何的心情引到极致。
还有“乌江自刎”之前的一个小故事,项羽兵败,至乌江岸边,亭长要其东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这是项羽讲出真心话的一个特写。“笑”,虽无奈但英雄气概仍在,所说的一番话更是真情流露,司马迁在这里赋予了项羽这个英雄形象以心怀正气视死如归 的性格色彩,以及怜惜坐骑尊重长者的善良品质。
就这样,司马迁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威武刚毅的项羽,一个果断无畏的项羽,一个孤单寂寞的项羽,一个无限失意的项羽,垂诸千载,传颂不衰。
二、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
俗话说:“患难之中见真情。”因为人的本性只有在诸如患难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才能毫无保留,表现的透彻,表现的淋漓尽致。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
三 、互见法的运用。
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比如他写项羽刘邦并起反秦,后又有楚汉之争,项羽以悲剧收场,刘邦则登上帝位,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日子。《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
司马迁认为,项羽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因此,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要突出的是项羽的豪爽直率,英勇无敌,才气过人,对于他的一些缺点和过失,或做了淡化处理,或掠过不提,但却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刘邦数项羽十大罪状的描写,详细的记述了那十条罪状,而同样的情节,在《项羽本纪》中只用“汉王数之”四个字一笔带过,因为这一段是为表现刘邦善于玩弄政治,放在《高祖本纪》中最为合适,而并不是为了表现项羽,这样的有详有略,互为补充,既突出了项羽的个性,又保持了他性格的完整。这样,从本传看,项羽个性鲜明突出,英雄盖世,从《史记》整体来看,又没有隐瞒项羽的缺点,将一个完整全面的项羽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又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
四 、运用比较法,在交错比照中展示人物形象。
司马迁也善于使用对比、比较的手法来刻画人物。或是反方向的比较,或是同类型的映衬。反方向的比较,就是将不同人物的品质作风做对比,或让不同人物在某一方面某一品质上构成鲜明或比较鲜明的对比,使读者在这种对比中看清人物 的真实的面貌。同类型的映衬,就是把同类型的人物写在一起,在他们不同的具体表现中,表现其本质的基本一致和程度上的差别,使读者在这种映衬中看到更加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
在《高祖本纪》中,有一段话通过怀王诸老将之口将刘邦与项羽进行了一番比较: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这里将项羽刘邦二人做了鲜明的对照,项羽虽勇猛却凶残,不易得人心;刘邦则宽厚待人,有长者之风。还有刘邦项羽进入咸阳以后的表现的对比,刘邦与秦人约法三章,而项羽则是“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一个宽大仁厚,使秦人大喜过望;一个大肆破坏,使秦人大为失望,恐惧不已。项羽耿直率真,做事往往任性而为,不懂得委婉;刘邦则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只要经营天下的思想一冒头,马上就可以压下自己粗鄙的习性,表现的完全是个正人君子;项羽不善用人,帐下就一谋士范增还因他的怀疑愤而辞去;刘邦善于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拥护,又善于用人,能听进别人的意见,得到了诸多谋士的帮助……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亡,项羽的性格决定了他命运的悲剧。
《孟尝君列传》和《平原君虞卿列传》写了孟尝君和平原君养士的故事。孟尝君和平原君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他们的门下都有数千门客,一方面借“礼贤下士”来沽名钓誉,一方面借以进行政治活动,不过到头来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是大抵相同的。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两个人,遭遇与行事自然有所不同,最主要 的是思想品质的不同。孟尝君把自己的富贵尊荣看得很重,千方百计的追求私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国家。平原君是个平庸的人,没什么胆识,甚至利令智昏,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他还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弥补自己的过失,还能以国家为重,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赴国难。这样的形象自然要比孟尝君高大一些。
五 、个性化的语言,更显人物风姿。
《史记》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亦非常注意人物语言的描写,闻其声如见其人,十足的个性化。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在旁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真是惊天动地。项羽出身贵族,才气过人,豪气干云,根本不把秦始皇放在眼里 ,所以出言大胆而干脆,“彼可取而代也”,是对秦始皇权势的蔑视,是对自己未来功业的强大信心,同时也是他暴烈性子的自然流露,的确只适合出自项羽之口。
陈涉和刘邦也都有过类似的言语: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旌旗弊日气势威严,刘邦“喟然太息”,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将其贪图享受的无赖相刻画的入木三分。
陈涉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涉出身于佣耕,地位低贱,他的话表现了他希望改变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和坚定的信心。
《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写刘邦打败项羽建都雒阳之后与群臣的对话。这段话刘邦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是很自负的。
再看刘邦向太公算旧账的一幕: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在如此隆重的场合,竟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向自己的父亲算起旧账来。真是得意忘形,骄矜之气随处流露,酒后之言暴露了本性当中的粗鄙习气。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六 、对人物合理评价,选择材料精心细致,素材的取舍为人物描写服务。
司马迁立志“成一家之言”,对人物的看法绝不盲从于以往的史书,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历来为史书所称道的不一定为他所称道,历来为史书所不齿的也不一定为他所不齿。
孟尝君的故事流传已久,可以说孟尝君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孟尝君自少就有礼贤下士之名,再加上一些史书的记载和渲染,使得孟尝君的名字变得更为响亮。但司马迁却不为世俗之见所囿,他为孟尝君立传时,从多方面搜集材料,除史书所记载的内容,还及于其他见闻,在研读、考察之后,建立了对孟尝君的新的观点,写成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孟尝君及其集团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中肯的评价。
《孟尝君列传》一开始写了孟尝君关于“五月子”与“公私孰重”的论述,表现出孟尝君少年时的目光远大卓而不凡,司马迁通过这两件事,对孟尝君青少年时期的行事做了肯定的评价。说到孟尝君养士,《史记》起笔所写也与其他史书一样,都说孟尝君广招宾客,礼贤下士,对所有的食客都能够一视同仁,但再看下文所记,却是与这一点颇有些出入。篇末的论赞中也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可见孟尝君养士是不加选择的,良莠不齐,还造成了一股邪恶之风,祸害百姓,影响很坏。养士重多不重精,难免沽名钓誉之嫌。食客的宿舍有传舍、幸舍、代舍之分,救孟尝君脱困的鸡鸣狗盗之徒也曾“宾客尽羞之”,可见一视同仁亦不尽然。司马迁对孟尝君养士先做了一般的概括的记述,然后才逐步揭露它的本质。
司马迁对孟尝君的门客没什么好的评价。高中的语文课本里节选了《战国策》中的冯驩客孟尝的故事,把冯驩写成了一个有传奇性的、有眼光、有才干、工于心计、能言善辩的策士。但在司马迁笔下,冯驩只不过是孟尝君三千食客当中比较能干的一个人,他只能为孟尝君献上保地位、存性命、谋利益的计谋,而不能帮助孟尝君使齐国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有突出的表现,他的才能智慧仅此而已。
司马迁对孟尝君其人也是不甚满意的。写冯驩到薛地收债,《战国策》没有写孟尝君为什么派人去收债,《孟尝君列传》把孟尝君派人收债的原因明确的写了出来,原来孟尝君为了养活门下的数千食客,放高利贷。孟尝君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及至后来,孟尝君听了苏代之言,感觉受到来自吕礼的威胁,竟然写信给秦相穰侯,让他鼓动秦王攻齐。身为齐国的臣子,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竟不惜出卖国家的利益,实在是让人鄙弃,可见孟尝君的所作所为最主要的目的只是追名逐利罢了。
司马迁看清楚了孟尝君及其集团的本质,因此在选材的时候有所取舍。同是写冯驩收债的事,《孟尝君列传》比《战国策》多写了收债的原因,不采取《战国策》的“市义”之说,而是用冯驩的一段话指出原来孟尝君并不是为了“义”,而是彻彻底底的惟名利是图。《战国策》写孟尝君为齐王所废,就国于薛,民扶老携幼以迎,这是冯驩“市义”的结果;《史记》不采“市义”之说,自然也不采取这一情节。司马迁“一家之言”,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了历史人物,更清楚的认识了历史。
《史记》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巨著,是司马迁穷半生精力鋳就的,他以其锐利的眼光、宽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和刚健的笔力,描摹各阶层上百人物的事迹和品格,描摹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明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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