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 是中国独有的养生文化，有上千年的制作历史。从茶膏的诞生伊始，它就成为皇家独享的养生御品，是中国古人发明的世界第一款“速溶茶”，也是中国古老而庞大的茶产业中的一朵奇葩。
茶膏始于南唐，成于宋，兴于清，盛于当代，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朝的时候更是成为皇室养生的专享品进贡皇室。南唐时的《十国春秋》、宋徽宗《大观茶论》、清朝医学家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等文献上均有茶膏的相关记载。
1、茶膏的雏形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2、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盛，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3、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
而忽视内在品质。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4、茶膏盛于当代
茶膏制作工艺在中国一脉相承，虽然经历了明代和民国的数百年断代，但最终还是留下了重要的制作工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现代茶膏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在清代宫廷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常温仿生浸提工艺这一现代科学茶膏制作工艺。
这种工艺模仿了清代茶膏制作的气候、温度、环境，在更加繁复、细致的工序下，根据清代以花梨木为炭的思路，把茶汤的提取和浓缩，控制在常温35~42摄氏度之间。这里所说的常温与宋代工艺中的常温是有所区别的，宋代工艺的常温是指日常温度，而清代工艺的常温是指相对恒定的温度。
这一工艺利用了芳香物质和活性成分必须在一定温度下挥发和析出的特性，最大限度的将这些茶叶的原有物质有效的溶解到茶汤再收敛成膏。中间避免了过高的温度造成芳香物质挥发和活性成分被破坏和过低温度的析出不足，所以制作的茶膏香味十足，陈化后的口感滋味也更好。
茶膏是普洱茶有益物质高度浓缩的精华，所以制作普洱茶膏的目的就在于如何更好的保存和提炼普洱茶的香气、色泽、口感，如果制作的茶膏反而不如普洱茶本身，那么这样的茶膏在品饮价值上就不如普洱茶本身了。现代茶膏制作的三种主要工艺，在符合品饮价值这一要求上，与普洱茶原始价值贴合的应该说是常温仿生浸提工艺。
茶膏，载史数百年，进贡皇朝贵族，踏入百姓人家，匠艺传承至现在，有红茶膏、绿茶膏，当然最兴盛的必当是极赋养生价值的普洱茶膏。
贡润祥作为茶膏行业的领导品牌，精益求精地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结合先进生物科技，打造出更安全、健康、便捷、好喝的普洱茶膏。
贡润祥创设普洱茶膏学堂栏目，旨在让更多消费者了解茶膏是什么，茶膏与茶的区别，茶膏的属性是什么等，为茶膏百年文化的传承奠定一定基础。
茶膏，中国最初的“速溶茶”，茶膏业界普遍研制茶膏是把茶叶加工与发酵后，通过特殊的方式将茶叶中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的固态速溶茶，其色泽漆黑或偏深褐黄。
茶膏分 生茶膏 和 熟茶膏 ，有块状、晶体两种形态。
生茶膏，茶原料没经过渥堆发酵，茶气较足，茶汤金色或金黄色，口感略涩微苦而回甘。
熟茶膏，茶原料经过渥堆发酵后再进行深加工，茶汤颜色呈宝石红色，口感醇和厚滑而回甘。
悠悠“茶膏路” 漫漫中华情
茶膏的诞生是一场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的巧合。
古时随着制茶工艺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尝试各种制茶方式，最终探究到一种神奇的现象：制作茶饼的过程中，茶汁溢出形成膏化现象，便是茶膏之雏形。
陆羽 煮茶
始于唐代 “茶山御史”陆羽是发现茶膏的第一人，他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遗憾的是，唐代的茶膏技术尚未成熟，此时的茶膏并不具备完整形态。
宋代制茶工艺
兴于宋代 到了宋朝，茶膏的研制技术更加精良，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分离得更加彻底，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诞生了。赵汝砺的《北苑别录》记载了当时最为火红的宋代皇宫直属茶园“北苑贡茶苑”的采茶、制茶历史，同时也是这本著作，第一次揭示了宋代研制茶膏的方法。
中国茶膏博物馆——复刻版玉蝉膏
宋代陶谷著述《荈茗录》记载了“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说明茶膏在宋代是作为独立茶产品存在的。
《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 著）
另外，茶膏在宋代还被用作涂抹茶饼表面的“珍膏”，以增加饼面的光亮度和色泽度。宋代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录龙凤团饼茶图时，均写到“珍膏油其面”，便说明了茶膏这一作用。
熬膏过程
兴于清朝 清代是“茶马古道”盛行时期，以茶易物是当时重要的贸易方式，而茶膏也因此得以进入普洱茶业繁荣的云南。
茶膏传入云南后，当地人采取“大锅熬膏”的制作工艺，将唐宋“蒸膏”的方式，换成了“熬煮”，使普洱茶原叶与茶汁分离，制成历史上最早的“普洱茶膏”。然而由于“大锅熬膏”工艺粗制，普洱茶膏的品质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也有较大差别。
普洱茶膏进贡朝廷
清乾隆年间，普洱茶膏开始进贡朝廷，深受皇族们的喜爱，为了日常享用，皇族引进普洱茶膏入御茶房，并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正式成为宫廷秘制御茶，唯有尊贵之人方能享用。
清代药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是官方文献中首次正名“普洱茶膏”的著作，也表示了云南普洱茶膏兴盛于清朝。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传承现代 从清朝到现代，茶膏曾经一度无人问津，更无人知晓茶膏制作技艺和养生之道。直到2000年，云南贡润祥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光辉先生，在偶得几颗由尚存民间古法熬制的茶膏后，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便开始将心注入，潜心研究普洱茶膏。
斥资汇集国内知名研究机构，成立当时乃至今时今日在全国都是最强的普洱茶膏科研团队，张光辉先生带领着团队不断探索、研习清代御茶房文献、复原清宫工艺。终于，探得茶膏制作的“常温仿生浸提工艺”、“小分子纳米筛技术”、“分子团切割技术”、“茶膏留香工艺”等几大核心技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茶膏原料需是珍稀的普洱原叶和清宫186道工艺。自此，茶膏百年文化得以续上，安全、健康、便捷、好喝的普洱茶精粹品——普洱茶膏又重现人们视野，贡润祥也成为了中国茶膏行业的领导品牌。
贡润祥茶膏，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搭载茶膏，连续五年荣膺亚洲博鳌论坛指定茶礼。在天猫京东搜索：贡润祥茶膏，即可了解茶膏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