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修辞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从文字记载日渐丰富的先秦时代起一直到20世纪初，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文化生活也不会有本质的变化。但是，两三千年那么长的历史，在社会性质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人们的风俗习惯必然也会有些变化发展。这种变化一定会反映到文化生活，包括文艺创作和修辞习尚中来。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学有很大发展,从“说话”（后代称为“说书”）起，逐步有了多种类型的讲唱文学，有了相当发达的戏曲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文学的发展，必然对修辞的发展有影响。这些文学形式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头语言（白语）靠近。这些新的文学形式（有的论著中称之为俗文学）不再只是写出来供人阅读，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讲，好唱，让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包括文盲，能够听得懂。这种作品写出来也要让“略识之无”的人大概能看得懂。这些特点无疑会产生若干新的修辞手段。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的已经很不少，并且取得了成果。但专门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的，至今似乎还是个空白。汉语修辞研究者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弥补。
②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雅言”。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下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
③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前后，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和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进或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修辞学，开始建立了系统的汉语修辞学学科，并且在有的高等学校开设了修辞学课程；二是逐渐有了专以现代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从20～30年代，陆续出现一批修辞学专著。可举以下3种为代表：
唐钺《修辞格》(1923)。主要参考了欧洲传统修辞学，专讲修辞格（见《修辞格》）。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这部书参考日本修辞学较多,但是有自己的创见。它继承并发扬了《文则》和元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指瑕、正误的传统，把修辞区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它继承古代著作中讲比喻、夸饰、偶俪等修辞技法的传统，参考东西方修辞格的讲法，条分缕析，列为38格；这些，对此后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有很大影响（见陈望道）。
汪震《国语修辞学》(1935)，全讲白话文。第一章里说“国语修辞学限于中国标准的语言，既不是某处的方言，也不是专为读阅而不能用来讲话的文言，……我们为活人，说活话，把活人要说出的话用一种技术写出而没有讹谬，有效而没有误会。这就是国语修辞学的意义。”这个出发点和当时国语运动的历史形势是合拍的。
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修辞学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文则》、《滹南遗老集》里那些正误指谬的部分以及《修辞学发凡》概括为消极修辞的部分，不少地方是和语法交错着的。在汉语这种非形态语言里,语法、修辞以至逻辑的相互关系，比在西方语言里更为密切一些。这个事实逐渐被语言学界感受到，从而有了为致用的目的把它们结合起来讲述的设想和尝试。1951年发表了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这里所谓修辞，比较侧重《修辞学发凡》所说的消极修辞那类内容，结合着语法来讲述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序言里明白指出,这书以“匡谬正俗”为主要任务（见《语法修辞讲话》）。
50年代，参考苏联的学术发展的比较多。当时苏联修辞学界有一种区分语言修辞和艺术修辞的主张。鉴于中国古代修辞学中就有讲句法、字法的传统，而在汉语里语法与修辞的关系又很密切，因而也有人作了参考所谓语言修辞的主张，把用词、造句的某些内容从积极的表达效果方面纳入修辞学里讲述的尝试。
60年代，语言学界在《中国语文》上发起了关于修辞学研究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新的尝试和设想。
1979年，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出版。这是又一部试图把语法和修辞融汇探讨的著作。
80年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重新蓬勃开展起来了。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正分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着新的探索。有的更为广泛深入地探讨汉语修辞技法，特别是修辞格；有的把注意力指向对近代汉语的全面研究，包括对近代汉语修辞以及修辞专书的研究；有的着重对现代和当代作家作品的修辞的研究；有的试图探讨密切结合写作训练的实用修辞学，或者称之为文章学；有的着重探讨不同文体的不同交际功能的所谓功能修辞学；有的侧重探讨处于语法学和修辞学边缘的以连贯语言的运用为研究对象的所谓话语语言学，等等。成熟还需要时间。不过形势已使人们预感到，一种或几种新的汉语修辞学体系正在孕育形成之中，一些新的领域正在开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