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怎么成为儒家经典的?

如题所述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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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4-29
《论语》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中国战国初期。西汉时有今文本《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多《问王》、《知道》二篇)和古文本《古论语》21篇(有两篇《子张》,目次亦不同于前二者)。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本《鲁论语》参考《齐论语》编订,称《张侯论》。东汉末,郑玄据此本参照《齐论语》、《古论语》作注,成为传世之《论语》(20篇)。 《论语》内容以社会伦理问题为主,涉及到哲学、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论语》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官方科举取仕的必读书,进一步扩大了《论语》的影响。《论语》注释汉代时即有多家,以后历代注释很多,有三国魏何晏撰《论语集解》;宋代邢峻撰《论语正义》;朱熹撰《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撰《论语正义》等,近人杨伯峻撰《论语译注》亦颇便参考。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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