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初次违法犯罪之后再次触犯相关法律需要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的行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呈上升趋势,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成年犯的犯罪“回潮率”极高,二犯、三犯为数不少,再犯罪率居高不下。相关研究指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中,有将近60%的比例集中在14岁到17岁阶段内犯罪,而且有将近三分之一曾经在犯罪之前就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有犯罪前科的再犯罪率远高于无犯罪前科的犯罪率,有违法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其再犯罪率又远高于有违法犯罪前科的成年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是否健康成长关系重大,因此,我们必须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采取措施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进行改造,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防止其再次犯罪。做为一名基层检察院未检科的检察人员,笔者正是想通过对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行为及综合治理相关问题的分析,探索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对策,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一、未成年人犯罪后再犯罪现象特点:
近年来,日渐呈上升趋势的过错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问题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新违法犯罪的时间间隔较短。实践中,笔者发现,近年来,未成年人在缓刑考验期及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再次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明显。从时间间隔上看,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占重新犯罪总数的65%。今年上半年,笔者所在基层院办理的未成年人缓刑考验期间、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期间重新违法犯罪的案件占到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总数的47%。其中有一例属于判处缓刑被释放还不到一个月的未成年人就重新犯罪的案件。如未成年人张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缓刑,释放后急于找以前的伙伴说清楚案发时的情况,因言语不和,再次将对方打成重伤,最后被撤销缓刑,数罪并罚。
(二)再次违法犯罪的动机较为单一。犯罪嫌疑人在初次犯罪时的动机比较多样:有为泄私愤故意伤人的,也有受不良影片影响一时冲动的,有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的,还有的是为获取金钱;而他们再次犯罪时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因经济紧张,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三)单独实施犯罪多于团伙犯罪。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在初次犯罪时往往成群结队,互相撑腰、壮胆,所以团伙犯罪现象比较明显;但受过行政或刑事处罚后,再次重新犯罪时,由于其年龄、身体的增长,且有了相关违法犯罪的经历,多数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往往单独实施犯罪行为。
(四)暴力型犯罪主体多受过相似暴力侵害。犯罪学生所在学校的周边,往往存在不良社会氛围:如高年级同学或退学同学的拦路滋扰,社会青年的敲诈勒索等,一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尤为严重。由于学校及相关部门没有有效措施,致使一些受害未成年人思想发生变化,不认为这种现象是犯罪,反过来拉帮结派,以暴治暴,从暴力受害人转为加害人。
二、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的原因:
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敏感、自尊,又极易产生自卑心理,初次犯罪大多因为无知或是一时冲动、交友不慎,少不更事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返社会又使他们面临不可知的未来。因此他们重新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分为其自身内部的原因,及社会外界因素。
(一)诱发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的内部原因
1、法律认识缺失。通过调查发现,再犯罪的未成年人对于其自身的违法行为的性质,在主观上存在认知不足,法律意识严重缺失。如犯罪嫌疑人魏某在其17岁时初次犯故意伤害罪,后于19岁再次涉嫌犯寻衅滋事罪。通过调查,发现其对于自己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认知度低,其认为自己的两次犯罪行为均只是给朋友“帮忙”。从跟踪调查所得情况看,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对于初次实施犯罪行为时,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缺乏正确认识。其中,部分行为人在经过监狱及看守所教育改造释放后再次犯罪时,对其行为的违法性依然缺乏正确认识。
2、生活和精神状态消极。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再犯罪行为人在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方面,大多较为消极。犯罪嫌疑人在日常生活中多数无相对固定的生活环境,多存在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来源等情况。在精神状态方面,对于自身生活认识消极,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持消极评价。由于未成年犯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中断,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薄弱;加上涉世不深、社会经历不足等原因导致未成年人社会认知能力低,价值观和人生观易受外界环境左右。一旦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袭击或因交友不善受诱导唆使,在改造期间树立的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就会动摇,最终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受教育水平较低、个人综合素质较差。犯罪嫌疑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多数为小学或者中学未毕业即开始进入社会。从再次犯罪角度看,有部分犯罪嫌疑人属于在校期间初次犯罪,但被刑满释放后,大部分不再回到学校继续接受教育。从个人综合素质上看,多数犯罪嫌疑人不具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多从事一些低技术含量职业以及犯罪多发行业。犯罪嫌疑人个人教育水平、综合素质低下,导致其在社会上缺乏有效谋生手段,是导致犯罪嫌疑人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共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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