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4-19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博古接受了严肃的尖锐的批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首先是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博古在认真改正错误后，在长征途中和到陕北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美国记者斯诺在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中，增加了《与毛泽东的进一步谈话》一文。其中说，毛泽东回答斯诺提问长征有哪些有功人员时，列举了18位同志的名字，其中有博古。以后在谈到王明路线错误时，毛泽东指出，就责任来说，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和发挥者。以后在党的七大，王明、博古仍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1943年初，博古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和中央出版局局长。也算是党领导人中最年轻的，当时36岁。 博古住在解放日报社的这个山中腰的石窑洞里，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急匆匆地到新闻部办公室，同编辑一起研究当天的重大新闻，研究当天编报的重要问题，往往到10点钟左右才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吃早饭。他是一个整天忙碌不知疲倦的人。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于1941年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日报。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曾批评它是“不完全的党报”，没有很好地完全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从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对于办党报的方针和基本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重大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精辟的论述。关于党报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要实行全党办报，密切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要建立新的文风，这些原则都是在《解放日报》改版时期逐步确立的。毛泽东在1942年9月的一封信里就说过：“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博古居住兼办公的窑洞墙壁上，钉着全国的和世界的两张大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插了许多红白等颜色的小旗子，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这些旗子也随时移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架子，按国内、国际、政治、军事等分类，插满了他自己做的卡片。他每天在繁重的新闻工作之外，还挤时间做翻译工作，他译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普列汉诺夫著 等等。他临睡觉时，往往还要看一些中文或外文小说，他曾教导我们也要读些文学作品，说这对提高写作技巧是有好处的。 博古在领导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5年多工作期间，在他的策划和指导下，各解放区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一个系统的多层次的有机的网络。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是它的中枢；各解放区各地和部队的报社，新华总社所属的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是它的分支；墙报和黑板报是它的基石。它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工作者，还有近3万业作通讯员。这是一支坚强的新闻大军，它天天向国内外传播党的声音，报道时局动向，指明中国人民斗争的方向。博古对创建和开拓这样规模的党的新闻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 他曾经说过：“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有恭谨勤劳的态度。”博古就是对党和人民“恭谨勤劳”的楷模。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对同志和人民极端热忱，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博古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就是历届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1946年2月赴重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小组工作。4月8日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13人乘飞机由重庆返延安，因飞机遇雾迷路，在晋西北兴县东南的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这一噩耗，全国震惊。4月19日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悼祭和安葬仪式，解放区各地和重庆、上海都相继举行了隆重的“四八”烈士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