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的数字化，即人的符号化或者抽象化，表现形式人被整合到自律的机械体系中，物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2.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主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和追随者。（原因：由于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循可计算的原则，人表现为服从机械的体系中的一部分，人表现为服从人的个性特性，创造性地位。）
3.人的原子化，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与冷漠，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的有机的联系。由于人的数字化，客体化，人变为被动的存在，人和人有机联系被割断形成孤立的被动的原子。 经济活动中的物化 首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在所有权上发生分离，劳动对象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只有在为了生计被迫出卖劳动力时，才能参与劳动活动，与劳动对象发生直接的、客观的关系，劳动者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客体，被迫忍受劳动过程的商品化和简单化，自身的能动性被埋没，从而被劳动过程“物化”了。这种劳动活动再也不是劳动者生活的第一需要，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快乐，它要将劳动者退化为物，成为由物来支配、用物来衡量其价值和尊严的物。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者只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在这一机械化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的生活也被局限在一个愈来愈小的圈子中，使他们的目光留恋于周围发生的局部的事情上，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正如卢卡奇所说：“技能的专门化导致了对整体的每一个想象的破坏”。第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 政治领域中的物化 卢卡奇认为，为了适应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物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随着物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和调整。这首先表现为合理化和系统化，即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事件都被合理的、系统的法律形式囊括在内。在总的法律体系内，名目繁多的部门法律、法规和条件等应运而生。与此相适应，为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尤其为了推动、巩固和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立法、司法、执法的部门与机构也纷纷建立。这样一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包括于法律范围之内，都受到国家机器的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整。其次，国家机构的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合理，受制于其中的人的非人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随着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合理化、系统化，官僚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物化也不能幸免，他们的工作是“完全机械化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常常在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另一方面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因此，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同样存在着人的能力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的问题，一个国家雇员只是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商品出卖给了国家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