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诗画中，“桃花源”主题、意象以文字描述和图像描绘两种形式呈现，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和题画诗中是以山水和人物等图像与诗词题咏方式予以呈现，常是文人用以寓涵理想世界、太平盛世的一个“象喻”符号，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美学意义，诗人和画家们在使用这个符号时无不将自我主体安置在这一理想的家园之中，或强化桃花源的隐逸生活形态，或以仙境视之，无不蕴含着避世的志趣。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之序言，陶渊明在此记中以“武陵渔人”之行踪为线索，穿越于现实和历史之间，回到了他所寻觅到的或曰他心象中的那个理想世界，通过对桃花源诗意化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乌托邦世界的愿景，以及对当时的现实生活强烈不满的批判意识。
作为诗文和绘画的价值美学主题和意象，其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向和批判精神，在唐代以来得到了全面展现，意涵更加充盈丰富。唐代文人对桃花源的题咏倾向于从仙境和人境两个层面进行两种生命基调的建构。苏轼题画诗中的桃花源，充满了人世化的色彩，其对“桃花源”的美学叙事并不以描绘仙境为能事，而更加接近于陶渊明范式的“寓意”之文，或甚而如陈寅恪辨之为“纪实”之文。对于苏轼而言，桃花源最吸引他的地方，应该是那种无政治存在的完全自由，这种书写对于处于党争倾轧之中而饱受其苦害的苏轼而言，最能带来超越和抚慰作用。
苏轼对“桃花源”本质的描述，带来了对“桃花源”意象进行“人世化”诠释的美学新风。苏轼在《和桃源诗序》一文中有言：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起头便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如此断然立论的依据当然不是舒元舆、韩愈等唐人所见的桃源仙境图绘，而是在摒弃了那些传闻异本后，独尊陶潜版传说为正本之后的结果。正因为如此，苏轼便回归到陶氏《桃花源记》的文本，辩称文中“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又以村人“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来否定其为仙人之说。
苏轼在文中积极地举证其可实存于人世的高度可能。他特别指出南阳之菊水、蜀中青城山老人村以及颍州之仇池等地，都属同类境地，而且“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苏轼虽将桃花源看得如此“人间”，但他也认同了陶潜的诠释，以为此“避世”之地的前提在于不“使武陵太守得而至”，不使之“化为争夺之场”，亦即保持其“无政治”的绝对自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非桃源题材的绘画题咏中，无论画面的景物为何，或烟江叠嶂，或细雨扁舟；绘画的风格或金碧山水，或青山绿水，或水墨云山，或浅绛山水，苏轼观画的心灵是相通的。苏轼在有意无意之间，均将眼前有限的山水风景画，与桃花源的文化意象相涉。最直接的引用是将桃花源的故事简化浓缩成“桃花”“桃源”“武陵”等语言符号。也就是苏轼喜欢略去桃源背后的文化记忆，而仅以桃源来形容优美的山水风景画。
苏轼将桃花源“人世化”之举，充满了个人人生经历的寄寓与感慨，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乐观与期待，也为失意的知识分子憧憬了一个可以摆脱现实中的世俗纷争而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以此来疏解政治上的压抑与悲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苏轼题画诗中的“桃花源”意象的语义有两种解释：一是可以逃避政治倾轧的自由之地；二是期盼在生活中找寻到这样自然纯净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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