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如果非要找一个算得上农民起义的势力的话,那估计只有黄巾军了。而曹操、刘备乃至其他各路诸侯,实际上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残暴”地主阶级。
我们都知道,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标志着东汉的正式灭亡。而实际上,在这之前,往前追溯到董卓进京、袁绍在山东扯起反董大旗时,汉朝廷已经名存实亡。促成这一局面的,正是爆发于公元184年、汉灵帝在位期间的黄巾起义,这个才是标准的农民起义。
恒灵二帝在位期间,东汉朝政极度混乱,对内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对外,与西羌爆发了持续数十年的战争,耗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
同时,由于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不满,双方之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争权事件,最终在皇帝本人的支持下,宦官一党笑到了最后,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以“党人”的罪名被禁锢终身,这就是“党锢之祸”。这一事件,让士大夫地主阶级与皇室之间已逐渐貌合神离,汉朝的根本已被严重动摇,刘氏王朝这栋高楼已经摇摇欲坠;而出手将这栋楼推倒的,正是张角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黄巾起义。
在当时的腐败政治下,汉王朝可谓民不聊生,老百姓吃饱肚子都成了奢望,如果不幸生了病,那就几乎只能等死了。而张角,则成了这些百姓的“救星”。
钜鹿人张角信奉黄帝、老子,号称精通法术和咒语,以此广收门徒,而他的组织,则名为“太平道”。他有一项治病救人的绝活:首先,让病人跪在自己面前,交代自己犯下的罪过;然后,他拿出一碗水,装摸做样对其念咒语,其后让病人把这碗水喝下去。说来也巧,很多人竟然真的痊愈了。
这样一来,张角几乎成了穷苦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十余年间,他的信徒如滚雪球般发展,最终多达数十万,遍布青、徐等八个州,很多人甚至变卖全部身家、只身投奔张角。
当然了,张角并不是什么活菩萨,与后世很多类似神棍一样,他的目标是权力。他把信徒分为36方 ,每个方人数从六七千人到万人不等,并且各由心腹统帅。公元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起义者头绑黄巾,所以被称为“黄巾军”(实际上,官修史书普遍将他们蔑称为“黄巾贼”)。短短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战火四起,黄巾军势如破竹,统治者深受震动。
面对这一局面,原本对付西羌、鲜卑已经焦头烂额的东汉朝廷,更加分身乏术。根据皇甫嵩的建议,汉灵帝大赦党人,要求各级官员、士大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集物资、战马、武器、粮草,镇压共同的敌人。
在地主阶级的共同努力下,黄巾起义被残酷镇压。但此事并没有给汉灵帝带来触动,危机过后,他继续骄奢淫逸、沉迷享乐;而全国各地继续发生规模不等的叛乱,产生许多分散的势力,人多得的有两三万人,小的也有六七千人。由张燕率领的“黑山贼”,甚至号称雄兵百万。
公元188年,黄巾余部再度发动起义。早已伤筋动骨的东汉朝廷,这也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应对。面对现实,灵帝采取太常刘焉(正儿八经的汉室宗亲)的建议,将一些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财等全部大权,以便灵活机动的组织起镇压起义军的力量。
面对相差悬殊的实力对比,农民起义军很快被镇压,但汉王朝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加可怕的敌人:地方军阀。黄巾起义对老百姓、对朝廷而言都是灾难,但对地主阶级、士大夫而言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原本他们与皇室之间早已离心离德、貌合神离,此时汉灵帝既然下放权力,地方豪强们自然笑纳这一“大礼”,以镇压“黄巾贼”为由,堂而皇之的发展自身武装、大大咧咧的划地自守,逐渐诞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大小军阀,也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诸侯”。
而曹操、刘备、江东孙氏,正是借着这股东风发家的。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皇甫嵩等人合军进攻颍川的黄巾军,结果获得大胜,斩首数万级,随之升为济南相,开始了自己成为乱世之枭雄的道路;他旗下大名鼎鼎的青州兵,前身正是黄巾起义军。
而如果没有黄巾起义,织席贩履的刘备也许会终生碌碌无为。同样在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二十四岁的刘备依靠金主张世平、苏双的赞助,纠集起一批人马,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平乱大业中,并因战功一跃进入公务员序列,开启了自己咸鱼翻身的奇迹创业之旅;
江东孙氏则更加根正苗红。当初汉灵帝镇压黄巾起义得力干将,除了卢植、皇甫嵩,还有朱儁;而正是在朱儁的举荐下,下邳孙坚被引为佐军司马,在故乡组织起一批精兵,开始了家族的辉煌事业。
因此,曹操、刘备不仅不是起义军,反而是农民起义军的敌人。黄巾起义的经过与结果,也代表了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的必然命运:不堪压迫的农民揭竿而起,摧毁了腐朽王朝的统治基础;但最终,胜利果果往往被地主阶级攫取,封建秩序再度进入了新的循环。唯一的例外,也许只有元末朱元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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