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认为,孝道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无所不在,无时不用,无所不包,那就不能仅仅适用于父母与儿女之间,还应该扩展到社会。因而把弘扬孝道与转变社会风气进而寻求治世结合起来,主张以孝治民,以孝为政。
曾子说:“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有五条原则:尊重有德的人,尊重地位尊贵的人,尊重老年人,尊敬年长的人,慈爱年幼的人。这五条,是先王用来安定天下的原则。为什么尊重有德的人? 因为他们接近于圣贤之道的要求;尊重地位高贵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国君;尊重老年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双亲;尊敬年长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兄长;慈爱年幼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儿女。因此,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了,达到悌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霸者了。之所以说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是因为即使天子也有父母;之所以说达到悌的标准就接近于霸者,是因为即使诸侯也定然有兄长。对上述先王的教导沿袭而不改,就可以用来领导天下国家。”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 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 (以上数句,《吕氏春秋·孝行》引。此下数句与上文浑然一体,故亦视为曾子之语。)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礼记·祭义》)从而将行孝和治理国家视为一体。曾子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因为人死之后容易被忽视,年代隔远了容易被忘记。如果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丧尽其礼而祭尽其诚,并且把这种诚心推而广之,人民的道德风尚就会归向淳厚朴实。
在儒家思想中,孝悌与治理国家、移风易俗是一致的。孔子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曾子认为“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曾子立孝》),孝养父母与忠于事君,两者
是一致的。因为曾子的“孝本”思想,要体现的是父母的价值,为了父母的荣耀,可以做官,可以作战,而且都要干好,否则便是不孝:“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礼记·祭义》) 曾子决不是消极避世的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 君子人也” (《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等语,无不透露着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其谨慎小心和尚勇之气,并不矛盾。曾子把家庭看成一个小社会:“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赐予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主也。”(《曾子立事》)在这里,父亲俨然是国君,其他则是臣妾。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当孝子,也能当忠臣,曾子的本意就在于此。
一 “孝”字简释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字,古作 ,上面为一老人,下面为一小孩。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1](P39)东汉许慎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 [2](P398)这些解释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意思完全一样,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礼记·礼运》也说;“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是处理家庭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
二 阐发儒家孝道观的主要经典著作《孝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最多的著作”。 [3](P1)其巨大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价值上,而是在社会价值上。以致其面世以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争相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邻国异族。
《孝经》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今文《孝经》经过刘向整理后,才确定了后来流行本的规模”。 [3](P11)东汉时,《孝经》就被列为儒家七经之一,当时流行的是孔安国传郑玄注。自那以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到唐代,玄宗亲自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学者邢昺为之作疏。现今流行的《孝经》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故《孝经》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对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证伪的官司。笔者则认为《孝经》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们且看两例有力的证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司马迁是位大史学家,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加上离春秋战国时代较近,资料转抄讹误甚少,当不会有错。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书》言“为曾子陈孝道”,即《史记》载“故授之业”。从马、班两位史学大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孝经》的最初作者实际上应为两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将孝道口述给曾子,曾子将其记录整理下来,间或插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就是所谓的孔子“述而不作”。他们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当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关系。故笔者认为《孝经》的最初作者应是孔子和曾子。当然,曾子的门人可能也参与了整理《孝经》的工作,于是也有他们的观点及其在书中对他们先生的尊称。
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对于《孝经》的内容,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 [4](卷八十二)
《孝经》一书,对于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之间的各个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规定。但其基本倾向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从而达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
三 孝为德之本 历代儒学之士大力宣扬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5](P71)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5](P430)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5](P359)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6](P475)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5](P171)“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5](P71)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7]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5](P79)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5](P74)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5](P44)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5](P79)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5](P79)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P98)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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