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认为，孝道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无所不在，无时不用，无所不包，那就不能仅仅适用于父母与儿女之间，还应该扩展到社会。因而把弘扬孝道与转变社会风气进而寻求治世结合起来，主张以孝治民，以孝为政。
曾子说：“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有五条原则：尊重有德的人，尊重地位尊贵的人，尊重老年人，尊敬年长的人，慈爱年幼的人。这五条，是先王用来安定天下的原则。为什么尊重有德的人? 因为他们接近于圣贤之道的要求；尊重地位高贵的人，因为他们接近国君；尊重老年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双亲；尊敬年长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兄长；慈爱年幼的人，因为他们近似自己的儿女。因此，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了，达到悌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霸者了。之所以说达到孝的最高标准就接近于天子，是因为即使天子也有父母；之所以说达到悌的标准就接近于霸者，是因为即使诸侯也定然有兄长。对上述先王的教导沿袭而不改，就可以用来领导天下国家。”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 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 (以上数句，《吕氏春秋·孝行》引。此下数句与上文浑然一体，故亦视为曾子之语。)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礼记·祭义》)从而将行孝和治理国家视为一体。曾子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因为人死之后容易被忽视，年代隔远了容易被忘记。如果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丧尽其礼而祭尽其诚，并且把这种诚心推而广之，人民的道德风尚就会归向淳厚朴实。
在儒家思想中，孝悌与治理国家、移风易俗是一致的。孔子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曾子认为“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曾子立孝》)，孝养父母与忠于事君，两者
是一致的。因为曾子的“孝本”思想，要体现的是父母的价值，为了父母的荣耀，可以做官，可以作战，而且都要干好，否则便是不孝：“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 (《礼记·祭义》) 曾子决不是消极避世的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 君子人也” (《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等语，无不透露着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其谨慎小心和尚勇之气，并不矛盾。曾子把家庭看成一个小社会：“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赐予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主也。”(《曾子立事》)在这里，父亲俨然是国君，其他则是臣妾。处理好家庭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当孝子，也能当忠臣，曾子的本意就在于此。
一 “孝”字简释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字，古作 ，上面为一老人，下面为一小孩。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1]（P39）东汉许慎则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 [2]（P398）这些解释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意思完全一样，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礼记·礼运》也说；“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种社会道德原则，是处理家庭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封建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
二 阐发儒家孝道观的主要经典著作《孝经》
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孝经》“是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引起的争议最多的著作”。 [3]（P1）其巨大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价值上，而是在社会价值上。以致其面世以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争相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日本、朝鲜等邻国异族。
《孝经》成书于何时，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但“今文《孝经》经过刘向整理后，才确定了后来流行本的规模”。 [3]（P11）东汉时，《孝经》就被列为儒家七经之一，当时流行的是孔安国传郑玄注。自那以后，《孝经》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到唐代，玄宗亲自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学者邢昺为之作疏。现今流行的《孝经》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于《孝经》将家庭与社会人伦道德紧密结合，加上统治者的积极宣扬，故《孝经》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对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证伪的官司。笔者则认为《孝经》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们且看两例有力的证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司马迁是位大史学家，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加上离春秋战国时代较近，资料转抄讹误甚少，当不会有错。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书》言“为曾子陈孝道”，即《史记》载“故授之业”。从马、班两位史学大家的记载可以看出，《孝经》的最初作者实际上应为两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将孝道口述给曾子，曾子将其记录整理下来，间或插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就是所谓的孔子“述而不作”。他们两人的关系类似于当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关系。故笔者认为《孝经》的最初作者应是孔子和曾子。当然，曾子的门人可能也参与了整理《孝经》的工作，于是也有他们的观点及其在书中对他们先生的尊称。
今本《孝经》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对于《孝经》的内容，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皆传文”。 [4](卷八十二)
《孝经》一书，对于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之间的各个阶层的孝行都有明确规定。但其基本倾向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政治服务，那就是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从而达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为如此，它才得到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
三 孝为德之本 历代儒学之士大力宣扬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5]（P71）认为孝是仁的基础。孟子则说：“亲亲，仁也。” [5]（P430）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 [5]（P359）将侍老奉亲之孝作为仁的实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载：“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点，是一切德行的大经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法则。[6]（P475）
“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5]（P171）“仁者爱人”是孔子对仁的简明概括。而他又认为 “孝”是“仁”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5]（P71）既然孝道观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那么，为了这种理念价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体最直接的行为要求。
儒学创始者非常重视父母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并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7]诚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奉养，但是孔子并不停留在物质奉养上，他认为仅是物质上的奉养是不够的，还得在感情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他又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5]（P79）如果对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爱戴的话，仅是物质上的奉养，又与犬马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孔子对“孝”的最高阐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所以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5]（P74）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5]（P44）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孔子对于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体行为，典籍中还有如下一些记载：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5]（P79）父母在世时，要以礼侍奉；死了，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礼仪祭祀。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5]（P79）关心父母的病痛是讲求孝道之关键。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P98）就是要求子女经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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