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总共有1700万知识青年从城市涌向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新政策的出台，又使在农村的大部分知青回归城市。
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这一轮回，改变了知青的命运，也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乡村的崎岖小路走来
1968年12月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太想去。而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不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的。我记得我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好儿女志在四方”人人都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
在贵州省的上海知青约有一万余人。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到闭塞、贫穷的贵州，路途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也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最先在贵州一个小城市贵定下了火车，在那里铺稻草睡了一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枕着稻草睡觉。
真正抵达我们插队所在的修文县，则是在第二天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之后了。如果说疲劳只是磨掉了我们的激情，那么真正可怕的是踏进山区、山寨的刹那间，面对和我们想象截然迥异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到修文县久长镇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甚至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道:“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寸土不生的山区来了。”
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那些美好的想法即使不是我们十多年生活的全部，也是支持我们来到农村的最主要动力，而这里和我们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农村画面完全不同。
当时我们是6个年轻人一起插队落户在砂锅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第一次看到这座茅草屋时，用呆若木鸡来形容我们的表情并不为过。可生活还得继续。
然而，当十年下乡结束，要回归城市时，我已经和许多农民一样了。有时生产队派我到贵阳出差，买打米机之类的农具。我就穿件破棉袄挤火车，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围的人一起聊聊天气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会发愁，会想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没粮食吃了。
十年七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这10年则使我熟悉了最贫穷山乡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真正生活。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后来我在贵州的土地上成了作家，从乡村的崎岖小路走出来，这些都可说是得益于十年又七个月的农村生活。
1700万知青的回城心愿
“一拥而下”的17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之后，诸多涉及生计、生存的根本问题一并冒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文革”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问题的堆积终究酿成了知青雪崩般的回城浪潮。1980年，中央作出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10年中，我们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当时惟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6个人，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提及关于上海的消息，像是夏天天气有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黄浦江畔外滩流氓闹事，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的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劳动日值只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8分钱。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雪崩般的回归浪潮。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苏事件更是将回归浪潮推上了最高点。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我当时正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我走了，200个学生就没有老师了。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学校课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农村老师也能教的体育、劳动、自修课，而我就能腾出时间写小说。可以说我是有些私心的。为了能够写小说，我选择了留下来。
第二次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成绩只要求190分。我已经出了三本书了，招生的老师对我说只要你写一篇作文，我们把分数打得高些，其他五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那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就这样，我在满脑子只有出书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我连出了3本书，稿费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总共拿到了400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
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是在上海领导关心下才调回的。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后来我获知当时贵州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得以调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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