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２２１年，雄才大略的秦王赢政，“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纷乱局面，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朝从一支小小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发展成为泱泱的封建大国，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其能够不断革新，适时清除前进途中的障碍，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秦穆公选贤任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族的先人原是一支长于狩猎、驯兽的游牧部落，最初活动于今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后沿着黄河西迁，徜徉在今甘肃西南的黄河、洮河河谷地带，即《史记》上所说的“西垂”，与戎、狄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杂居。秦族很早就与社会制度较为先进的夏、商、周等族发生了密切联系。据说，夏朝建立以前，秦族的伯益曾“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因而深得舜的器重，“赐姓嬴氏”（《史记·秦本纪》。本节以下再引此篇不另注明）。后来因为秦族积极助商灭夏，自“中衍之后，遂世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周朝取代商朝以后，与商族荣损与共的秦族，便同商族一起沦为周族的种族奴隶。直到西周末年，秦族首领非子才因主持周王室的养马事宜有方，得到周孝王的赏识，遂使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从而被“分土为附庸”，并准许在秦地（今甘肃清水县）筑城，“号曰嬴秦”。“秦”的称谓即始于此。
周平王即位后，鉴于戎、狄势力强大，周王室将国都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往雒邑（今河南洛阳），因秦襄公率兵护送有功，又被封为“诸侯”，“赐之岐（今陕西岐山）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秦族虽然得到周王室的册封，正式立国，但这个新生的诸侯国能否生存下去、成长起来，前景还是吉凶未卜。因为此时的“岐以西之地”，正被众多的戎、狄部落占据着，他们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富庶的关中地区，摆出一副逐鹿中原的架势。所以，对秦国来说，或战胜戎、狄，取得“岐以西之地”；或为戎、狄所败，退守乃至失掉“西垂”，二者必居其一，别无他路。尽管自秦襄公以来，秦国历代国君都为解决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苦战奋斗，但收效无不甚微。直到秦穆公执政才有明显改观。
秦穆公上台伊始就致力于改革，他首先挣脱了宗法的羁绊，与“任人唯亲”的旧传统决裂，打破国别、地区、族类、身份等诸多界限，为兴邦立业而选贤任能。后来，秦始皇的名相李斯追溯这段史实时说：“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史记·李斯列传》）。其中，任用由余和百里奚曾被后世传为佳话。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被委以重任，并受戎王委派“观秦”。秦穆公得知他有用兵治国之才，便主动召见并与之“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继而施展反间计，使其归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并用“由余谋伐戎王”，一举获胜。百里奚出身贫贱，曾靠讨饭度日，后被晋国作为公主的陪嫁男奴送往秦国，中途逃亡，流落楚国宛地，又被抓去饲养牛马。秦穆公闻听百里奚是一介贤才，便用五张羊皮将他从楚国赎回。于是，“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此外，秦穆公还重用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一批有军事才能的将领。由于这些将相之才的辅佐，秦国国力日强，声威大振，秦穆公因而得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另一高明之处是，与当时视民如草芥的诸侯国君不同，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能够注意争取民心，借助民力。《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失掉一匹好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宫内官吏发觉，恐秦穆公怪罪，便将肇事者缉拿归案，准备依法严惩。秦穆公获悉，出面劝阻：“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并说，吃马肉不喝酒定会伤身。随后下令对“野人”“赐酒而赦之”。后来秦晋在韩地（今山西河津东）激战，秦军被围，秦穆公负伤并面临被俘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歧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结果化险为夷，“遂脱缪公而反得晋君”。秦穆公不仅注意争取本国民心，而且也注意争取别国民心。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遭灾向秦国借粮。有的大臣主张坚决不借，“因其饥而伐之”。秦穆公执意反对，他说：我与晋君势不两立，与晋民并无利害冲突，况且，灾荒饥馑乃各国之常事，焉有不借之理？！于是，他下令将大批粮食从秦国运往晋国，“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秦穆公这一决策，后来在秦晋交战中对于涣散晋民士气，瓦解晋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秦穆公选贤任能，借助民力，积极改革内政，努力发展生产，加速军队建设，秦国实力与日俱增。秦穆公凭借这雄厚的实力，采取“先东后西”的步骤，首先率军征服了活动在今山西和陕西交界的“茅津之戎”，继之又将分布在秦晋之间的“陆浑之戎”强行迁往今河南西部，从而扫清了东进的障碍，巩固了与近邻强晋争雄的前沿阵地。随后，挥师西进，打败了自西周以来长期活动在泾、洛、渭三水流域和岐、丰地区的戎、狄，统一、安定了东起山西、陕西交界西迄陕西、甘肃交界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使秦国在富庶的关中地区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为秦国奴隶制的发展和巩固以及后来争霸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秦献公父子励行改革，“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战国初期，齐、燕、赵、魏、韩、楚等诸侯大国先后跨入了封建制，而起步较晚的秦国仍处于奴隶制末期。尽管秦简公在公元前４０８年实行“初租禾”，即按照土地数量多少征收实物田税，表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获得承认，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秦国的奴隶主旧势力依然强大，使得封建化改革迟迟不能进行。在这新旧制度交替、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落后就要被动挨打。当时，各诸侯强国都认为秦国软弱可欺，会盟时无不将其打入另册。魏国竟用武装悍然占领了秦国河西之地。因此，秦国有志中兴的国君，无比怀念秦穆公执政时勇于改革的胆识和魄力。秦献公即位以后，便仿效秦穆公对旧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宣布“止从死”（《史记·秦本纪》，本节以下再引此篇亦不另注明），即废除奴隶制时代野蛮的人殉制度。
二、建立“户籍相伍”制（《史记·秦始皇本纪》），打破“国”、“野”界限，将全国居民按五家为一基本单位登记注册，从法律上肯定“野人”（奴隶）享有与“国人”（自由民）相同的社会地位。
三、增设包括国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境）在内的四县，用这种军政合一、官吏由国君任免的行政组织，抵制和削弱奴隶主贵族封邑世袭的特权。
四、“初行为市”（《史记·秦始皇本纪》），承认商人的经商自由，为发展封建的商业经济提供合法场所。
五、为了“镇抚边境，徙治栎阳”，即将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迁往栎阳。
秦献公的上述改革虽然有限，但对秦国国力复苏和封建制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这从秦国同东方诸侯国的交战中可见一斑。公元前３６６年，秦军在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大胜韩、魏联军；公元前３６４年，秦军在石门（今山西运城县西南）又胜魏军；公元前３６２年，秦军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再胜魏军。这些胜利，不仅使各诸侯强国大为震惊，就连有名无实的“天下共主”周显王也前来祝贺。
秦献公在军事上的胜利，初步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遗憾的是，他那“复穆公之故地”的壮志未酬便与世长辞了。秦献公死后，秦孝公即位，他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继承父业，革新图强。于是，他下令求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闻讯，带着李悝的《法经》从魏国来到秦国，向秦孝公面陈“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后正中下怀，当即授权商鞅，实行变法。
商鞅在宣布法令之前，为了树立法的权威，取信于民，曾作了一次“徙木赏金”的试验：“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这次“言必信，行必果”的试验，既从舆论上广泛地宣传和动员了群众，又从行动上坚定了君臣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商鞅于公元前３５９年进行第一次变法，围绕奖励耕战颁布了如下法令：
一、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大小依次授爵。当时秦爵共有二十等级。凡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赐爵一级，或委任五十石俸禄的官（《韩非子·定法》），斩敌首两个以上按此递增，从而架空和否定奴隶制下无功受禄的世袭制。
二、重新整顿户籍，实行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什伍”之中，倘有一家犯法，其余各家必须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此外，还“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按照“轻罪重刑”的原则严格进行法治。
三、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为了发展以农业为主要命脉的封建经济，对努力从事耕织、使粮食和布帛超产者，免除自身的徭役和赋税；对因经商和游惰导致贫困者，则将全家没入官府为奴。（《史记·商君列传》）
四、扶植个体小农，加固封建制经济基础。男丁成年必须析产立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
公元前３５０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
一、健全地方政权组织，普遍推行县制，将原有的乡、邑等统筹规划，合并为县。全国开始设三十一县，后随着土地扩展增至四十一县。每县设县令和县丞，由国君直接任免。
二、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垦荒，按土地数量多少收税。于田税之外，另收军赋，史称“初为赋”。
三、为保障封建经济发展，“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即统一度量衡。首先在全国范围内规定度量衡的统一进位，然后制造同一规格的度量衡器发往各地，并经常用标准器检验和校正。
秦孝公任用商鞅，雷厉风行地在秦国变法达二十年之久，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发展了封建经济，增强了军事实力，结果是“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总之，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较为全面、彻底、成功的变法，它巩固和发展了秦国的封建制，使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先进富足的强国，为后来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锐意进取，“经理字内”，继往开来
秦国自公元前３６１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起，中经秦惠文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到公元前２３８年秦王赢政亲政止，国力蒸蒸日上，一举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使得山东六国望尘莫及。秦王赢政凭借祖先留下的遗产和历史提供的舞台，先后启用李斯、尉缭、姚贾、韩非、王翦、李信、冯劫、蒙恬等一大批文臣武将，并按照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从公元前２３０年开始了并吞六国的统一战争。
统一六国以后，嬴政并没有为胜利所陶醉，而是继承和发扬其先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精神，将商鞅变法以来秦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加以完善和推广，为建立和巩固地域辽阔的封建大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健全中央集权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本节下引此篇不另注明）。为了确立王权的至高无上，首创“皇帝”称号，宣布“朕为始皇帝”。于皇帝之下，在中央设“三公”，即丞相掌政权，太尉掌军权，御史大夫掌监察权；设“九卿”，即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侍卫，卫尉掌宫廷守卫，太仆掌皇室车马，宗正掌宗室事务，典客掌少数民族首领来朝，少府掌山林川泽税收暨宫廷手工业，治粟内史掌钱谷理财，廷尉掌刑罚；在地方，划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六郡），各郡由郡守、郡尉、郡监察御史管理；郡下设县，由县令、县尉管理；县下设乡，由三老、啬夫、游徼（ｊｉàｏ）管理；乡下设亭，由亭长管理。中央和地方各级主要官吏任免，须经皇帝批准。这样，便形成了严密的自皇帝经“三公”、“九卿”到郡、县、乡、亭的金字塔式统治网，实践了韩非关于“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的主张，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格局。
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坚持“上农除末”政策。为巩固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秦始皇继续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坚持的重农抑商政策。公元前２１９年，他把这一政策郑重地镌刻在“琅玡台刻石”上：“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为保障“黔首”（即改变了奴隶身份的农业生产者）“是富”，公元前２１６年，他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让占有土地的自耕农民（自然包括地主），向国家自报所占土地数量，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借以巩固封建生产关系。
再次，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和简化文字，统一车轨轨距，加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为方便经济交往和国家财政收入，秦始皇下令废除战国时期各国铸造的刀币、布币和圆钱，一律改用秦国铸造的圆形方孔半两钱，称为“下币”；又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同时将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划一的度量衡推行全国。又把经过改革的小篆和隶字，定为全国通行的文字，以加速政令下达和文化发展。此外，还统一各地车轨的轨距，以便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
复次，统一了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的“西南夷”，和分布于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百越”，又北伐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把版图扩大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遥远区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秦始皇在统一以后所采取的如上重大改革措施，不仅对于巩固秦朝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帝国，对于秦朝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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