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科举制度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之后,在如何改革,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渐进的变通的方式。清末新政初期,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01年和1902年初向清廷呈交的“江汉三奏”的改革建议中,就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他们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考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的内容,并建议留学学成归国者经清政府复试可以取得进士贡士的资格。清政府接受了这种改革思路,在清末新政初期,改革科举制度的办法也是渐进式的,例如辛丑年(1901年)七月,清廷命自从此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等等。此后,取消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清廷的主政者在具体措施上还是渐进的。1902年张之洞首先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采纳。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
第二种选择则是立即彻底废除科举。其代表人物有袁世凯、端方等人。清廷认为他们的奏议“不为无见”,此后不久,端方与袁世凯的废科举的建议被清廷采纳。清廷于1905年采取更为激进的彻底废止科举的措施,其理由可以从袁世凯、端方的奏议中看到。该奏折的大意是:——根据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悻得第之心,不能专心一致砥砺新学,民间更是相率观望,而且,私立学堂极少,公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学堂。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方式,新式学堂就没有大兴的希望。——即使现在立即废止科举,遍设学堂,也要等10多年之后,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各类人才。如以渐进的方式废止科举,那么要培养出所需人才则要到20年以后。而在强邻相逼的窘迫环境下,中国大局必然危殆。——学堂最为新政大端,学堂对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培养合格国民有根本的作用。因此,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不能坚定,民智不能大开,故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2] 从以上奏折内容来看,端方与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其理由是,由于人心恋旧,从而妨碍了新制度的建立与开展,他们认为,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这种“先破后立”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方法。他们注意到了科举制度的固有惰性对变革的阻力,并且以此作为彻底废除科举的理由,而又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压力作为迅速废除这种制度的根据。但他们却较少考虑到,这种作为现存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制度一旦突然取消将可能在社会整合上引发的问题。此外,他们也很少考虑到,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与发挥成效,并非简单地“破旧立新”就能达到,新制度的发挥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的配合。
激进的废除科举派实际上忽视了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严复所指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一种富有成效的改革必须尽可能避免整合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震荡,这就必须在新旧规则之间形成一种过渡的连续性。对科举制度不是采取变通,而是采取迅速取消的办法,其结果是,一方面,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参考资料:http://www.wsjk.com.cn/gb/paper18/6/class001800003/hwz441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