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08-10-03
北大招研：权力自肥的“逐客书”
北大在构建他的独立王国之路上，又挖了一道“护城河”。北京大学7月8日公布了2008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在所有招生名额中，学校招收推荐免试生(保送生)的数量占到计划数的50%至80%，这一政策让很多来自普通高校想报考北大研究生的学生感觉“很不公平”。
作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解释。北大方面给出的理由是：这么做是依照导师的意见，希望招收更高水平的学生。在被称为“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的今天，面对高校官僚化、衙门化的诟病，导师的意见能得到校方的尊重，北大可谓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在最近出台的2007年“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北大排在第192位。但不出意料，在内地大学里面，北大还是“老大”。这或者就是北大可以挑拣研究生的本钱，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内地的大学里面，北大还是有资格可以这么牛气冲天的。
一道“获得母校推荐免试资格的全国重点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柏林墙”，把无数怀揣北大梦的莘莘学子，挡在了成为北大研究生的大门外。而在“很多报考北大研究生的学生‘就是想有个北大的文凭好找工作，他们不是做学问来的，而是镀金来的。’”牵强理由的后面，我们看到的还是学术血统论的影子在作祟。
在本科生方面，北大当然有理由骄傲。因为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名气，啸聚来各地的高考精英寄上“投名状”。除了香港大学的猛龙过江的“搅局”，才迫使北大拿出千金买骨的力气，为名誉而战外。更多时候，北大还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然而，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荫泽下，北大却很难再现当年大师云集，群星闪耀的绚烂。如同名利场上的新贵。北大愈来愈给人“财大气粗”的印象，从“北京大学每年的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到“未名湖大酒店的建设”，北大，离真正的大学精神渐行渐远。
从1999年起，教育部开始推出实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财政倾斜政策，每年增加的投入约为100亿元，北大可分得18亿元。如此的“小灶”，使北大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想的却不是让更多的人分享额外投入所带来的益处，而是和其他的垄断行业一样，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源代码”。
“我想之所以我们成为强大的学院和大学，原因是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在谈到耶鲁的成功之道时如是说。正因为如此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从前的北大和现在的耶鲁，才成为追求学术自由人们的梦想之地。
北大的毕业生都留在北大做学问吗？答案是无情的冷酷。有资料表明：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
北大，一面成为欧美大学的“后花园”，一面有渐渐关闭自己的前门。“武大郎开店”式的做法也许只能有一个结果，像九斤老太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而这，却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裸奔了二十年的中国彩票该穿衣服了
一夜暴富的神话，锒铛入狱的传奇，20年间，围绕彩票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有人癫狂有人痴，中国彩票跌跌撞撞走过20年。这一世界级产业在中国彩票20年时走到了一个节点。（7月26日《河北青年报》）
二十年前，中国彩票“先上车、后买票”，其间，宝马彩票案、邯郸农行盗窃案、湖北体彩假球案等等乱象丛生。
很多都市报一应地开辟了欣欣向荣的彩经、电视等媒体天天叨咕着谁谁谁又一夜实现了惊人的梦想、甚至连北大都开出了彩票硕士班……中国彩票业一边排着队繁华着，一边无证驾驶横冲直撞。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博彩是一种受上帝之手操纵的经济游戏，专家定义其为利用人们希冀侥幸致富的心理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并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特殊金融凭证，但彩票业在爱心集资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两个悖论：一是所有失范的博弈都将不可避免地滋长赌徒心理；二是几乎世界上所有发行彩票的国家都宣称发行彩票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公益事业，旨在帮助穷人，而一旦彩票业无序的误导和戕害最终伤害的首先是穷人。
这两种可怕的后果离我们并不遥远：一是邯郸农行盗窃案中两名犯罪嫌疑人将所盗5100万元银行资金中的4300万元用于购买彩票，其中最多的一次就买了1410万元。一位前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说，彩票销售限额形同虚设、病态赌徒的日益增多，都和彩票业不规范运作有关；二是看看眼下排队在城市彩票销售点的群体就知道：低收入者、弱势群体多在彩票的鼓动下以底线生存质量疯狂下注。可以说，中国彩票发行体制的弊端和《彩票法》的阙如让中国彩票裸奔了二十年。
英国在1994年才发行国家彩票，比我国晚7年，但该国分别在1993年和1998年就颁布了两部《国家彩票法案》；南非在1996年开始筹备，1997年议会通过彩票法，1999年才开始发行。中国彩票立法的悬而未决，也许恰恰在于立法机关无法协调发行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利益归属。中国福利彩票中心隶属于民政部，中国体育彩票中心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眼下彩票公益金的分配，原则上由财政部监管调剂，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占公益金的50％，其余则分配在助学、残疾、环保、社保及奥运会等八大领域。不少主管部门都想扩大自己的分配额度，更多其他部门也渴望从中能分一杯羹；彩票立法之说一有异动，部门利益分配就成了横亘在法律之前的最大难题--而彩民，在立法中丧失了基本话语权和参与权。
解决这个立法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跳出我国彩市传统管理体制和监管措施的制肘，以国家彩票立法的姿态从总体上明确管理机构、发行主体、发行目的、用途及发行彩票中各项资金的分配比例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主导立法，还原部门彩票为国家彩票的本来面目、遵循有利彩民的原则拟订出彩票行业的相关刚性秩序。眼下而言，我们尤需整肃彩票舆论环境：从概率统计学而言，彩票是一种纯随机游戏（除了足彩、篮彩等），个人知识在其中是根本起不了作用的，诡异的是，我们为什么规避了这种巨大的投机风险而无限放大投机收益呢？不妨像吸烟有害健康般将彩票风险警示印上彩票吧，裸奔了二十年的中国彩票该穿穿衣服了。
张维迎：本土企业的空间在哪里
在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学术界、企业界对中国企业的前景表示了诸多担忧。五年多过去了，事实证明了中国的企业做得相当不错，比当初很多学者、企业家的预期要更乐观。有两个指标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出口额，中国的出口额从2001年的266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691亿美元，这个成绩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实现的。另一个指标是国家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到今年可能突破1.4万亿美元，没有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由此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观察到，不同产业中外企业的表现是不同的，我在这里举两个行业：手机制造业和互联网产业。
在手机市场上，1998年中国国内企业的品牌几乎是零，到2003年达到了顶点，占到了市场份额的58%，然后一路下滑，去年只占到全国手机市场的29%，可能今年还要进一步下滑。外国大品牌可以说主导着中国手机市场，诺基亚一家占到了30%，摩托罗拉占到21%，还有三星等等，三四家企业基本上把中国大部分市场瓜分了。再看一下去年10月份最受关注的十五大手机品牌，最大的是诺基亚、索爱、摩托罗拉、三星，在中国企业当中做得最好的是联想。
但我们看另外一个产业可能不一样，这就是搜索引擎还有其他的互联网产业。一个统计表明，在搜索引擎市场上，中国企业百度占领了62.1%的市场份额，Google占25.3%，雅虎等等加起来不超过8%。另一份市场调查表明，百度市场份额达到66.3%，Google为18.1%、雅虎为6%。无论哪一个调查，都说明了中国一家企业在搜索引擎产业占有主导地位。进一步看，2004年这三家企业相差并不是很大，百度高一点32%-33%，Google和雅虎都在20%以上，到2006年，也就是两年以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百度占领据了66%，其他调到20%甚至10%以下。
其实不仅仅是搜索引擎，还有即时通讯，QQ占到78.7%，国外品牌最大的MSN占到11.5%，还有一些中国其他的比如说网易泡泡占领一定的市场。总体来看，绝对是中国本地企业具备了绝对的优势。又比如C2C 电子商务产业，淘宝网尽管是一个后来者，却占到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易趣在被eBay完全收购到现在只能占到29%，另外还有一些中国的比如说拍拍网等企业，也是中国国内的品牌占据绝对的优势。
再看互联网的支付系统，在支付系统里面，最大的现在是支付宝，占到42.9%，另外Chinapay银联占到21%，外国的Paypal占到17%，仍然是中国企业占据绝对的位置。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特点，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排名前四位的网站全是本土的网站，而在英国、法国排名前四位的网站都是来自美国的网站。而韩国排名前三位是本土的，第四位是雅虎。日本前四位中的前两位是来自美国，后两位来自日本。
造成中国企业在不同的产业当中表现不同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企业层面的问题还是市场层面的问题？在战略管理当中，早期的战略管理学家强调一个企业重要的是选好一个产业，过去的十几年当中管理学家更多强调的不在乎你做什么产业，而在乎你是不是有核心资源，有核心竞争力。我相信，在前面的例子中，这两个原因都有，既有企业本身层次做得好坏，也有产业层次上的。
下面我提一个分析框架，看能否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看待一个产业可以从两个角度，一是品牌敏感度，一是文化敏感度。品牌的敏感度主要来自于服务的信息不对称，与技术复杂程度有关。简单地说，技术越复杂的产品人们对它的品牌越敏感，同时与收入水平也相关，收入水平越高的市场上人们的品牌敏感度也越高。文化的敏感度来自消费品是否具有群体消费特征。群体消费品是指，人们进行消费，能满足多大的乐趣，不仅依赖于你自己是不是消费，而且依赖于其他和你消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这些消费有没有能被很多人分享。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的价值，不仅是新闻本身，还在于其他人是不是看到类似的新闻，如果大部分人都看到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对你来讲才是一种享受。
如果从这两个纬度来划分，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类型是品牌敏感度很高、文化敏感度也很高的产业；第二类是品牌敏感度很高，但文化敏感度并不高；第三类是品牌敏感度比较低，但文化敏感度比较高；第四类是既对品牌不敏感，也对文化不敏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产业当中，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表现有所不同。中国的企业最了解中国，但是中国的企业和外国企业相比仍然缺少品牌，大部分企业是最新兴产业，中国企业的成长也比别人要年轻，缺少国际的知名度。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中对品牌高度敏感对文化也是高度敏感的，外国知名品牌企业进来要成功也相当的不容易，它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消费者比较难。这就给中国的企业(尽管我们是后来者)带来了一定的机会和时间，使你很快可以崛起，这样的产业可能会形成一个国内的品牌主导。而在另外一类品牌的敏感度非常高，但文化敏感度低的产业，中国的企业可能机会不是很多，西方知名企业很容易就占领了中国的市场。第三类外国的企业也很难进来，文化敏感度高，但由于品牌敏感度低，所以中国的企业就可能成长，这一类不会出现几大品牌瓜分市场的状况。最后一类无论是本地的企业还是外边的企业，都可能获得成功，同时也不会有大品牌主导。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解释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现象，互联网产业是一个品牌敏感度比较高而且文化敏感度比较高的产业，每个国家很可能形成自己国有的本地的品牌，像中国的QQ、百度、新浪等等，在美国是Google这样的一些公司。第二类产业是手机制造业，国外的品牌很快压过国产的，中国企业做起来就比较难。第三类我还没有完全准确地找到样本，电视剧也许是这种情况，它有高度的文化敏感，但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品牌，中国一年生产那么多的电视剧，真正知道是哪儿生产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最后一类是零部件产业，比如说做OEM的，外国投资、中国投资都可能做大，当然可能不会非常大。
我们必须要看到有一个文化本身的因素在变化，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很不一样，尽管他们都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若干年之后和美国的文化差距非常大，美国的公司要在俄罗斯做成功(比如互联网)就比较难，但是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相差非常小，甚至法国，尽管它对英语有很强的抗拒力，但它的文化思维还是很相似，所以美国的企业在法国很成功。而在韩国和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在文化上(尽管我们知道日本很独特)，日本很多文化都是外来的，它可能会出现外来品牌占主导的情况，韩国可能介于中间。
这是我提出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对中国的企业做什么，包括走出去，有一定的间接意义。比如说，我们一些在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企业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要谨慎，我们未必可以成功；包括搜索引擎公司，比如说百度现在去欧洲、美国去做，成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值得他们仔细考虑。如果美国在中国很难做成功的事情，那么中国人要去美国要做成功也就不太容易。
沈若愚：明年能否公布热死多少人
这样说来，今年公众怕是等不到有关数据的公布了。但笔者对明年的情况也还心存疑惑，原因是预案只要求各地按时上报中暑事件，并没有提到是否会及时公布中暑人员的数字特别是中暑致死的数字。
这个夏天，上海等大城市热得有点不同寻常。我们也常常听闻国外有关热死人的报道，例如：匈牙利卫生部官员7月24日宣布，席卷欧洲中部和南部的热浪已在匈牙利造成近500人死亡；又如罗马尼亚公共卫生部6月21日发布的报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已在全国造成19人死亡。
但国内城市几乎从未发布这样的官方报道，于是记者只能从不同的渠道寻找消息。有从急救指挥中心拿消息的：“东莞市急救指挥中心最新统计显示，连日高温已造成东莞15人中暑死亡”（7月17日《新快报》）；有从殡仪馆拿消息的：“记者还从南昌市殡仪馆了解到，进入7月份以来，因中暑死亡的市民有5位”（7月31日《都市消费报》）。当然更多的情况是拿不到数据。这样的情形其实也可以理解：中暑致死的情况，有关部门难以统计，更重要的是职责不清。
但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据报道，为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置由高温气象条件引发的中暑事件，卫生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编制了《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预案要求各地卫生部门自今年8月1日起认真做好高温中暑事件的监测、报告工作，并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报告相关病例。预案规定，每年6月1日各地卫生部门启动高温中暑事件的监测、报告工作，每年9月30日终止事件的监测、报告工作。
医疗卫生机构发现高温中暑病例后应填写《高温中暑病例报告卡》。笔者仔细查看了该报告卡，发现其中需注明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等情况，且需填写两次，初次报告为病人诊断后的首次报告，订正报告指初次报告后患者被治愈或出现死亡时的报告。应该说这样的设计是相当完备的。
预案要求该项工作自今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但上述消息仅在前一天由卫生部网站发布。按一般工作流程，这样的文件要传达到全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并开始运作，至少得一个月时间。而一个月以后，就已经是9月初了，对于我国大多数地区来说，由高温气象条件引发的中暑事件已经很少会发生了。
这样说来，今年公众怕是等不到有关数据的公布了。但笔者对明年的情况也还心存疑惑，原因是预案只要求各地按时上报中暑事件，只提到各地应“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高温气象条件预报或高温中暑事件预警信息”，并没有提到是否会及时公布中暑人员的数字特别是中暑致死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