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避免“城乡二元结构”
日本在上世纪前半叶因追求发展工业，一度出现工农收入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现象。但此后，日本通过根本性制度安排，从源头上避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实现了较为均衡的统筹发展。
助推城乡发展一体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安排成为日本避免“城乡二元结构”出现的核心因素。
首先，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在房籍、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和人员流动等政策上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避免人为造成城乡差别。
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工作，有些大企业甚至采用“集团就职”方式，到农村中学整班招收毕业生进城务工。
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为新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保障劳动者就业，采用“终身雇佣制”等方式确保农民在进城后不会因失业而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失地”后再“失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避免了城市出现“流民”阶层。
其次，消除阻碍人员、资金等经济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壁垒，促进各种资源向农村和落后地区流动。
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的同时，也有很多日本城市居民希望到农村和小城镇居住或投资从事农业经营。为此，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耕地和农村住宅流转体制，鼓励城市人口到农村居住或投资。从城市“下乡”从事农业经营的居民，往往会给农村带来一定的资本，这有利于农业生产集约化。
此外，还有很多老年城市居民退休后到大城市远郊或地方小城镇购房生活，其中有些人还租用或购买小块土地耕作。这一方面减轻了东京、大阪等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地方带来大量投资并拉动个人消费。
第三，重视城市化过程的总体布局，避免出现“城乡结合部”和“贫民窟”。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也经历过大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以东京为例，1955年至1970年期间，每年净流入人口达30万至40万人。
但由于东京的城市规划以放射状大容量轨道交通为依托，沿轨道交通站点(多为过去的小城镇)建设生活服务、文化娱乐和治安配套完善的居民区，包括大学教授等较为富裕人士在内的、大量在东京工作的居民选择在距东京市中心数十公里的千叶县和埼玉县等地居住。
由于规划合理、配套齐全、日本很多大城市带动了周边大片区域发展，东京周边的“首都圈”和大阪神户周边的“阪神圈”等发达经济圈应运而生。
细化配套措施 攻克制度壁垒
日本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高标准的卫星城和小城镇、维持农产品较高价格以保障农民收入等措施，打通了城乡之间存在的各种壁垒。
第一，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和宽松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居民相互流动的前提。在日本，居民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全国统一，不以地区或身份区分，居民转移户籍几乎不受限制。这使得日本全国人员流动较为方便，解除了农民进城或城市居民“下乡”的后顾之忧。
第二，高标准建设大城市外围卫星城和小城镇是大城市减轻人口压力的前提条件。日本很多大城市的外围卫星城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等条件与大城市中心区相差无几，吸引了很多城市居民前去居住。充分利用好包括退休老人、不必每天通勤的上班族、小企业主及其雇工等群体的资本和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既避免了大城市人口过快膨胀，又拉动了农村发展，有力促进了城乡平衡和区域平衡。
第三，采取各种措施维持农产品较高价格以保障农民收入。为增加农民收入，日本在对外贸易中多利用高关税、高检疫检验标准等有形或无形“保护壁垒”，在国内则通过农协等行业组织或地区组织维持农产品较高价格。这实际上是以城市消费者出资的形式对农业进行隐形补贴。同时，为保障城市低收入阶层人群的基本生活，日本政府通过补贴等方式使国内市场鸡蛋、牛奶和面包等基本食品的价格处于较低水平。
按照人口和国土比例，日本的人口密度约为中国的3倍，且其国土山地多平原少。在这种基本国情下，日本不仅实现了城乡共同富裕和高度城市化，还发展了农业、确保了大米完全自给和大部分蔬菜自给。以日本的情况来看，我国无论在大城市郊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方面，还是在农业集约化、精细化方面，都具有巨大潜力。
韩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启示
地处东亚地区的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代表，属于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与我国在地缘和文化等方面非常接近，其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方面与我国情况类似。历史上的韩国，曾经历过严重的战乱和贫穷，20世纪50年代时，韩国还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开始起步并获得快速发展，韩国在成功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并取得城市内工业经济腾飞的同时，没有忘记带动农业一起发展，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并成功地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当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韩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的实践与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韩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践历程
（一）开展“农户副业企业”计划
1960年到1970年间，韩国各大城市内的工业化发展如火如荼，城市内和城市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使得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上日程，各个城市均把自身的工业向农村地区发展延伸。1961年，韩国政府开始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时期，韩国生产的用于出口的产品以制鞋、纺织、服装等轻工产品为主，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很少生产上述产品。1967年，为进一步扩大出口产品的供给量，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韩国政府提出了“农户副业企业”计划。该计划由地方政府提供金融或财政补助，一般由十户左右的农村家庭联合在一起，组建成为一家企业，主要生产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等。韩国政府推出的“农户副业企业”计划，在实施几年后，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且发展缓慢，同时也受到农村地区技术水平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等缺陷的制约，“农户副业企业”计划发展效果不理想，时间不长该计划即被搁置了。
（二）实施“新村工厂”计划
20世纪70年代，韩国各个城市内的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与之相比，韩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太理想，此时韩国社会经济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开始出现，城乡差距开始拉大。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韩国政府正式发起了“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主要是推进住房条件、桥梁、公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期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推广高产水稻技术，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后期主要是发展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业。“新村工厂”是“新村运动”重要组成部分，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办各类工厂企业，采取的具体方法就是由城市的工业向周边的农村延伸拓展。在此过程中，韩国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在此时期开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韩国经过多年“新村工厂”计划的实施，带来了韩国农业现代化从量变走向质变。
（三）推进“农村工业园区”计划
针对实施了近10年的“新村运动”，韩国政府及时对其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并对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进行了修正。1983年，韩国政府正式出台了“农村工业园区”计划。与早期的“新村工厂”计划不同，“农村工业园区”计划是选择面积较小的农村地区就地发展农村工业。“农村工业园区”一般选择人口较少的郡、市等行政区域发展，园区占地10公顷以下，一般可以集中20家企业布局，解决3000名农民就业。在这些农村工业园区内，一般是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政府除了像以往一样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外，还增加了对技术的投入，鼓励农村工业园区向特色产业、创新产业方向发展。
（四）转向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政府重点强化小城镇发展与建设，大幅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居住环境，同时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普及。此外，政府还不断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投资设立了许多信息服务网点，向农村工业企业提供大量的技术、管理、市场等信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围绕其工业发展特点开始转变和调整产业结构，对原有企业进行机械化改造的同时，开始鼓励引进和发展新兴产业。随后的90年代，政府开始鼓励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通过一些国家级的服务机构，大幅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进入新世纪后，韩国政府确定了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针，政府主要是引导和鼓励农村地区发展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农业，同时积极开展城市和乡村的帮扶与对接服务，鼓励城市中的大企业对农村地区进行一对一的帮扶，选择一些市场效益比较好的项目共同建设，通过先进企业来带动农村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工农合作共赢发展的局面，成功推进了韩国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韩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践特点
（一）在短期内快速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在全球属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社会经济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发展非常落后。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转变发展思路，重新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开始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创造了“汉江奇迹”。1960年，韩国的人均GDP不到80美元，而到了1995年，韩国人均GDP提高到了10841美元，2013年更是达到了25051美元，韩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小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快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完成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任务，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长期维持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
与我国的情况大体相同，韩国在发展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常高，农村地区分布非常广。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减少，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1960年，韩国的城镇化率仅为28%，到了2013年，其城镇化率提高到了91%。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相比，韩国早期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维持了基本的均衡，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在韩国某些农村地区，农民的收入曾经超过了城市居民。韩国人多地少，针对这种情况，韩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构建了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体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焕然一新，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发展成就。
（三）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实行的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点与我国相同。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随后，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韩国经历了民主改革历程，但韩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一直没有改变，政府制定的相关发展规划和计划始终决定着韩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同其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早期选择的道路截然不同。可见，韩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启示
（一）坚持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
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重点发展工业，打造了坚实的工业基础，短期内即取得了巨大成就。韩国人均GDP由1971年的286美元增长为1980年的1598美元，同时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也由1970年的27.1%下降为1980年的15%。韩国在工业化初期，即上个世纪60年代末，当城乡及工农差距刚开始出现拉大趋势时，即开展了大规模的“新村运动”，改变了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韩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是与其国内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推进的，并不是等到工业化完成后，才去发展农业。我国当前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已经处于中后期发展阶段，我国早在2002年人均GDP就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农业产值占比也已经下降为15.4%，可以说，我国近年来才开始调整有关政策大力发展农业已经很晚了。当前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方向，力争短期内快速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实现农业、工业的协调发展，改善城乡和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现象。
（二）强大的工业基础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工业和农业均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业先天的弱势特点决定了其基础产业的地位，表现为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显著降低，农业人口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向城市迁移。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非常重要。韩国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说明。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工业的发展也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为农业向更高层次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所以，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时，要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相关政策的制定出台要坚持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方向，相关目标的制定不能脱离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过度超前同严重滞后一样有害。
（三）农业发展应坚持国家的适度干预
纵观韩国50多年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韩国政府采取了灵活适度的干预政策，通过制订计划、出台政策、农业立法等形式对农业发展进行适度干预，从而促进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当然，实事求是地说，韩国政府在干预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对我国而言，当前正处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应以韩国为鉴，严格遵循经济及产业发展规律，坚持国家对农业的适度干预，政府干预农业发展的手段应坚持多样化原则，干预方式应尽量多地采取经济手段，同时辅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从而促进农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构建起和谐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从而不断加快我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四）积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
考察韩国农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若没有韩国政府强大的支持政策，韩国农业不会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大的进步，韩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也不会推进得如此顺利。实际上，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在工业化初期为了快速发展工业，也实施了对农业的剥夺政策，从而导致了农业发展的滞后与萎缩，但随后，韩国政府快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及时调整了有关政策，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多次实施了对农业的反哺政策，促进了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当然，在具体实践中韩国政府也发生过对农业过度保护的行为，导致韩国农产品价格大幅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使得其农产品丧失了竞争力，上述教训值得我们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