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30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是世界足球的一个伟大日子。那一天，一颗星照耀了南半球。它的光芒落在了医院冰冷的石阶上。多娜-达尔玛-萨尔瓦多拉-弗兰科-马拉多纳在临产室中受尽了磨难。终于一个男婴儿呱呱坠地，家人给他取名为迭戈。
说起那次生产的具体环境，我们得细细调查一番。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产阶级郊区阿维拉内达。医院以纪念艾薇塔-贝隆夫人而命名。就在这座医院，诞生了这位不世出的天才。然而，面对这样报道的结果，迭戈的母亲多娜-达尔玛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无论怎样，这位婴儿一出生似乎就能够将这个世界踢翻。在感受了一阵强烈的疼痛之后，多娜-达尔玛，现在大家都叫她托塔，实在忍受不了子宫内的剧烈震动，高升喊出了许多年后大部分足球评论员们都会向世界喊出的声音。“GOOOOOOOOOOOOL！”她尖叫着，眼看着医生将带着血迹的迭戈托举出来。医生一边托着婴儿，一边对托塔说：“祝贺你，你的儿子很健康，而且吵得不得了。”这个孩子在后来被赋予了神话，人们都将他称作阿根廷的“圣童”。
阿维拉内达现在已经发展得相当繁华
当你出身于贫穷，那么任何玩具都会在你手上变得富有魔力。迭戈-马拉多纳的童年是在贫民窟中长大的，既没有泰迪熊也没有电子游戏，陪在他身旁的只有一个皮球。在三岁生日的时候，迭戈刚刚会走路，他的叔叔西里洛将这个足球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于是，迭戈就天天带着这只足球，好像一颗钻石一样珍贵。在后来的采访中，马拉多纳说：“很少有人敢承认自己来自贫民窟，但我有这个胆量。因为如果我不诞生在那里，就不是现在的马拉多纳了。我有足够的自由玩耍，而那些城市里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像我这么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去玩我们喜欢的东西。”他继续说：“第一个足球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礼物……在得到它的第一天，我抱着它睡了一晚上。”
马拉多纳的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棚户区比拉菲奥利托。白天，他就在家旁边的垃圾场上踢足球。当皮球快要陷入垃圾场的泥潭或者要弹向石块的时候，他就能够迅速将球勾回来，躲避场地上的各种坑洼。这是小迭戈-马拉多纳踢球以来学会的第一招，躲避泥潭成为了他足球技术和灵感的来源。
比拉菲奥利托的垃圾场
在迭戈的生活中，叔叔西里洛在通过不同方式影响着他。当迭戈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生活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棚户区中。有一天傍晚，迭戈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摔进了棚户区的公共排水坑里。西里洛第一时间发现了他，一边叫着“把头抬起来，不要低头！”，一边将迭戈从污水和粪便中拉了起来。迭戈满眼泪水，被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西里洛拽着他，将他交给了托塔，让迭戈的母亲把他擦干。相比如今被毒品掏空了身体的马拉多纳，童年的这次遭遇或许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经历也成为了他情感和行为的一种象征。这次溺水的场景大多数代表了他记忆短暂的童年，同时也预示着，在未来迭戈无论摔得多惨、跌得多深，他总能够逢凶化吉、起死回生。
这次大难不死塑造了长久之后马拉多纳家族的团结形象。从亲生父母的角度来看，马拉多纳的族谱并不完整，无论从父亲还是母亲各自来论，也不太容易分辨出他的真正血统。甚至“马拉多纳”这个姓的起源，目前也是个未知之谜。从能够追溯到的向上两代人来看，他们的家族应该来自阿根廷与巴拉圭边境的科连特斯省东北部埃斯奎那镇。马拉多纳的父母都出生在那里，并且在刚刚成年的时候向南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自从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老迭戈和托塔的家族在两百年前就住在科连特斯河的岸边，两家一直是邻居。后来，科连特斯省的半热带地区划归为瓜拉尼印第安部落的掌握。
埃斯奎那已经成为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
老迭戈拥有印第安血统，就出生在河边，成长在印第安部落土坯房中。他未来的妻子托塔也是一样。那是南美洲工业化的早期，人们主要以打猎和钓鱼为生，直到进入二十世纪，生活都充满了痛苦和艰辛。迭戈-马拉多纳出生以后，家里的生活条件仅仅比奴隶好一些，家里人都以当地码头为生，是运输公司的搬运工，将大量水果、稻米和木材搬至码头上停泊的小船上。这些船会沿着河流直下，运往全国各处。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只有老板想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点工资，有时候一分钱都没有，只是发一点粮食给我们。”查乔-加尔瓦里茨是马拉多纳父亲的工友，他们经常轮上同一个班。
老迭戈的肩很宽，双腿也非常有力。同事们都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是个简单而勤劳的人，很能够团结所有工友，能帮助同事处理问题。他的绰号叫做奇托罗，是西班牙语“朋友”和“公牛”合拼的词。在一次装卸棉花箱子的时候，老迭戈因为意外断了三个肋骨。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恢复了过来，重新回到工地上。自此，工友们给了他“奇托罗”的称呼。在没有活可做的时候，奇托罗经常会到附近的山上打猎，捕获一些小鹿、犰狳和蛇，或者乘独木舟到家附近的湖上捞鱼。他的这些本事都来源于瓜拉尼印第安血统。除此之外，奇托罗还有另外一个乐趣。在埃斯奎那的每个星期天，他都像带着宗教情结一样前往镇子的中心通过足球释放自己的压力和疲惫。
年轻的马拉多纳与父母在一起
许多年后，马拉多纳这个名字和英格兰足球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矛盾争议。但在埃斯奎那踢足球的唐-奇托罗并没有引起怎样的争议。在南美，足球这项运动起源于远道而来的英国水手。十九世纪晚期，他们聚集在蒙得维的亚、桑托斯、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进行小规模的足球比赛。当轮船到岸进行装卸货物的时候，他们就利用业余时间一起踢球。同样，在埃斯奎那，奇托罗和他的朋友们也从这项运动中发现了无尽的乐趣。他们不用花一个比索，只要天气好，就能够将一片空地搞出盛大的派对。所以，在每个星期天的午后，奇托罗和他的弟弟西里洛都会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这美好的时光。他们还会带上牛肉或者鱼支起烧烤，还有自制的点心以及葡萄酒，在公园的草坪上饱餐一顿。吃饱喝足之后，半醉半醒的两兄弟就会在当天下午出发为当地球队效力。
奇托罗的发小朋友胡安-索托回忆道：“在每周日的比赛前，两兄弟就会好好喝一顿酒。即便喝醉了，奇托罗也会直接登上比赛场地。他认为自己属于赛前不用训练的人。一旦上了赛场，他不一定踢得很好，但一定非常勤奋。在过去的2-3-5阵型中，他踢右边锋。我还记得他的一个进球。他直接从中线起脚射门。那天的风实在太大了，对方守门员还没准备好，球就从他头顶飞过，进了球门。”
马拉多纳与父亲奇托罗
在埃斯奎那镇的居民的回忆中，迭戈-马拉多纳的父亲奇托罗并不是球队最好的球员。队中的绝对核心是马拉多纳的叔叔西里洛。他的技术非常出色，而且在球场上特别勇敢。现在，圣马丁足球俱乐部还保存着一张埃斯奎那地区联赛冠军队伍的照片。那张老照片拍摄于1952年，已经有些模糊不清。在照片中左数第三位就是二十多岁时的西里洛。他那时身材矮小，是一排球员中个子最小的那一个。他直直地站在那里，胡子也没有刮干净，头顶已经有些秃了。这张照片显示了西里洛当年对球队成功的巨大贡献。他的绰号叫“塔彭”，大致的含义是他能勇敢地用躯体封堵对手的大力射门，成为本队球门的守护神。他不但反应机敏，而且富有勇气。每场比赛过后，塔彭都会掀起球衣展示他的身体，让大家看看他为防守承受的伤痕。
这些伤痕都是马拉多纳家族的那一代人为踢足球而获得的“军功章”。而家里的女人们都焦急地等在家中，操持家务。托塔在家中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家务。而其他的大部分时间托塔都将它献给了宗教信仰。她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每天都要面对圣水向圣母玛利亚祷告。虔诚的信仰来自于她的母亲萨尔瓦多拉-卡里奥罗奇，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赤贫移民。托塔是一名非婚生的孩子，在她母亲十七岁的时候就生下了她。在托塔十八岁的时候才与她的父亲阿塔南西奥-弗兰科相识。后来，托塔与奇托罗生活在一起。在为奇托罗生了三个女儿之后，托塔才正式与他结婚，甚至连婚礼都没有办。托塔与奇托罗一共有八个孩子。
马拉多纳与母亲托塔
1950年，托塔21岁，他与奇托罗一起第一次离开埃斯奎那，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二战结束之后，阿根廷著名的胡安-贝隆将军与更加著名的贝隆夫人当政。在这段时间里，阿根廷国内掀起了从全国各地大量移民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浪潮。贝隆将军非常欣赏国家主义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于是，他也同样认为体育能够成为维护国家政治、建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他还坚定地相信足球在人群中的推广，而且骄傲地将自己塑造为国家的“头号运动员”。贝隆将军主政期间，阿根廷通过多项国家基金扶持足球俱乐部的发展，让足球提高到了国家层面，成为国家的名片。其中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就是爱娃-贝隆基金会，贝隆夫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开始，基金会要求全国有工作的人拿出自己一年中的两天薪水支持体育事业的发展，后来，这项基金开始与政府其他部门抢夺预算，并要求国内的个人和企业都要无偿对国内足球进行捐赠。
对于奇托罗和塔彭这样出身穷苦的业余足球运动员来说，贝隆提出的“新阿根廷”运动显然是充满诱惑力的。它不但让社会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而且让他们专门受到政府的扶持，增强了工人阶级的信心。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奇托罗和塔彭的球队迅速发展壮大，并且能够在全国取得青年比赛的冠军。他们还梦想着拥有更高的收入，能够在更加稳定的国有企业里上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展国有经济也是贝隆当政期间的重点工作。从此，阿根廷政府不再保护首都内的地主阶级、英国人以及更多有产者。布宜诺斯艾利斯变成了穷人和无产阶级的天堂。自从1945年10月17日起，阿根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口中大喊着“贝隆！贝隆！”
贝隆夫人热爱足球
说起搬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奇托罗的兴趣并没有托塔那么大。对于奇托罗来说，工业化的生产和城市的交通与他所处的农村小河边有着一个星球的差别。他的印第安祖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里，他不情愿离开。但相比之下，托塔认为埃斯奎那镇实在太小了，容不下她的梦想。她的意大利祖先来到南美阿根廷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现在她必须继续寻找。艾薇塔-贝隆夫人就是她的榜样，鼓励着她继续向前探索未知的世界。更何况，艾薇塔也是个私生女，她从外省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了总统夫人。或许托塔也有这个命运。
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托塔发现这里的财富和机会并没有她想象得那么多。除了工资稍稍有些提高之外，别无是处。托塔进入了一个有钱人家做女佣，她为一家人洗衣服还要喂孩子们吃饭，获得的薪水却是贝隆设定的最低工资额。两年后，当她回到埃斯奎那的时候，发现丈夫的工作前景比此前糟糕得多。讽刺的是，奇托罗的老板是个极端反对贝隆主义的人，这让奇托罗由于政治原因无路可退。他的老板不断地遭到当地政府的骚扰，经常受到罚款。这些经营的困难都被施加在了每一名员工身上。而且，河运商品的量严重减少，这让奇托罗甚至无工可做。托塔发现，他们全家应该一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找营生。于是，托塔带着母亲和最小的女儿重返首都。几周后，奇托罗带着全家剩余老小一起跟随她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此，奇托罗还不得不卖掉了他的小渔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