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典艺术
http://www.bbtpress.com/homepagebook/2147/a05.htm建筑音乐雕刻艺术：
http://www2.dopai.com/DoPaiAp8AAACOIJNIRRCUTTGOLLCOQARUTCOKMYBDN_B/bbs0an?path=/groups/GROUP_B/GreeceRome/M1115109498《西方美学初步》（全书看下面的链接）
第1章 希腊精神与美学起源
海伦，我视你的美貌
如昔日尼西的小船，
于芬芳的海上轻轻飘泛，
疲乏劳累的游子
转舵驶向故乡的岸。
久经海上风浪惯于浪迹天涯，
海伦，你的艳丽面容，你那紫蓝的秀发，
你那仙女般的丰采令我深信
光荣属于希腊，
伟大属于罗马。
——（美）爱伦 坡《颂海伦》
黑格尔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欧洲人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
公元前500年左右，在爱琴海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上，希腊人心灵的与智慧受到某种感化与启发，开始了觉醒。这一觉醒对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既非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岁月长河所能流逝，又非苍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变化所能泯灭。雅典开创了它那短暂的、却极其辉煌的时期，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精神和智慧的世界，以至于西方文明迄今仍建基于上，那时的文艺作品、思想观念，两千多年来都没有被超越。
一 民主政制
希腊文明基于公元前800年开始形成的诸城邦，雅典是其中之一，经过了君主制、寡头制的演进，通过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和前510年的克利斯梯尼的改革，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前461—429）进入民主的全盛期。空前伟大的事件、人物和精神活动，有如灿烂的群星笼罩在雅典的上空，使斯巴达和其他城邦黯然失色。这是雅典的黄金时代，与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同义。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将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Hellenes）与蛮族（barbarians）。希腊语中的蛮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野蛮，既不表示厌恶和蔑视，也不指称住在洞穴里吃生肉的人，而希腊人的优越也不是他们智慧上的辉煌成就，他们的意思是“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这一点，雅典人感受最深。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四章记录了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一段自豪的话语：
我们的制度不是从我们的邻人的制度中摹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因为我们摹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害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伯里克利不只是在宣讲民主政治，而是在赞美一种生活方式。雅典城邦实行直接民主，他们关心的是保证每个公民在一切公务中的发言权，法律规定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参加城邦政治，国家是一个自由公民的社会团体，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管理国家。伯里克利的说“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在雅典人看来，国家是允许公民享有美好生活的文明机构，它教育陶冶公民的心灵和性格。雅典用“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表一种精神面貌。自由探究的精神，了主政体的理论与实践，多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现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民主制的城邦之所以对美的艺术有利，在于它使个人在保持自我独立的同时又与城邦整体和谐统一。民主体制及其伦理允许个人有行动的自由，给个人行动提供重要内容，使个人行动含有重大意义，并使之具有全面的性质。个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们不是脱离整体去争取个人的主观自由，但也不是机械地屈从于整体，个人是独立的，同时又不脱离整体。从城邦来说，整体的需要也不强使个人屈从，不从外面把自己的要求、秩序和规则加于个人，反之，整体本身倒是一个人的作品，是个人自由加以实现的。城邦之于个人，既不像东方专制主义那样抹煞个人自由，也不像近代市民社会那样构成一种与原子式个人相对立的异已力量。个人与整体的这种统一性，黑格尔称为“独立性”，真正的独立性仅仅在于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与渗透，因为正如个别与特殊的主体在普遍的东西里才能找到不可动摇的基础和自己现实性的内蕴一样，普遍的东西通过个别的东西也才能获得具体的现实性。在荷马史诗中，英雄们有一个共同的首领，但他们的纽带终归不是法律上事先确定的关系，他们必须服从。相反，他们是自愿地追随阿伽门农，而阿伽门农也不是后来的君主，所以每一位英雄都提出自己的决策，被激怒的阿咯琉斯独立离身退出，而一般地每个人都随自己的意愿或来或去，或战或息。阿喀琉斯就是一个生动的、丰满的、具有鲜明个性人或神的形象，是自由的个性，黑格尔称之为“美的个性”。
另一方面，雅典的艺术是其民族生活的一种表现，它的目的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政治的：象征人民在他们城邦中的自豪感，并增进他们团结一致。在雅典卫城东南的斜坡上，他们开凿出一块凹形空间，建成狄奥尼索斯剧院，一年一度的戏剧会演在这里举行。伯里克利为了鼓励公民参加一年两度的戏剧节，规定了“戏剧津贴，使公民们都能放下手中的工作来看戏。完全自由的雅典公民聚集在这里欣赏反他们周转世界的戏剧表演，每年他们都在掌声中选出令人羡慕的奖赏获得者。前84年春，“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前525—456）在戏剧比赛中第一次胜，他一生创作剧本70个，13次获奖，他塑造的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前468年，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比赛中被索福克勒斯（前496—406）打败，这位后起之秀为戏剧节创作了123个剧本，参加过30次比赛，24次获奖。其名作《俄狄浦斯王》成为后世美学讨论不尽的话题。前441年，他才输给欧里庇德斯，后者是“舞台上的哲学家”，把悲剧主角改为普遍人物，共写了92个剧本，5次获奖。《美狄亚》的悲剧效果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戏剧舞台的典范。
民主政体与雅典戏剧繁荣更重要的内在关系在于，戏剧是雅典人用来表现面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问题的，城邦和悲剧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埃斯库罗斯所处的时代是雅典民主制建立的初期，在他的《奥瑞斯特》三部曲中，命运的必然性还是占主导地位，他的悲剧还是“诸神的悲剧”；身逢民主制鼎盛期的索克勒斯则以其“英雄的悲剧”，来思考当时极为紧迫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执政者的关系的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如何把各个独立的个人统一起来，却决非易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格，索福克勒的同情主要在安提革涅一边，但克瑞翁的悲剧意味似乎更浓。他的另一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意义也不在于神喻和命运的不可抗拒，而是悲剧人物在对抗命运和神喻的过程中道德原则的坚定性和性格的顽强性。索福克勒利用古代传说刻划了雅典公民应有的理性精神。在导致了主制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欧里庇德斯上了他的《美狄亚》，美 狄亚是一个普遍的妇女，她的悲剧在于滥用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成为自己的个性、情欲和意志的牺牲品。欧里庇德斯以曲折的形式捕捉到雅典民主制的悲剧，一方面公民的自由是以奴隶的不自由为条件的，另一方面运用自由的背后隐藏着滥用这种特权的危机，自由的人可能丧失自由。从埃斯库罗斯神的悲剧经索福克勒斯英雄的悲剧再到欧里庇德人的悲剧，雅典悲剧反映了希腊民主制的一般行程。
创作需要自由，雅典民主制为此提供了保证。在伯里克利时代，喜剧是讽刺时政的主要方式，是一种严肃的批评力量。阿里斯托芬（前448—380）对民主制充满讥讽，《骑士》中说“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种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雅典的领导人克瑞翁、雅典的思想家苏格拉底、雅典的法庭、雅典的艺术等等，无一不是他的讽刺对象。克瑞翁曾提议褫夺他的公民权，但公民大会没有批准，民主制允许它的批评者，保护诗人的创作自由。与阿里斯托芬同时的苏格拉底，干脆以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自居，“总是整天地、到得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他坚信不受束缚的思想自由对城邦是必要的。18世纪的文克尔曼把自由视为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之一：在自由中孕育能出来的全民族的思想方法，犹如健壮的杠杆上的优良枝叶一样。正如一个习惯于思考的人的心灵敞开的门廊或在房屋之顶，一定比在低矮的小屋或拥挤不堪的室内，更为崇高、通达和开阔。
二 美的生活
美的艺术与美的思考诞生在希腊不是偶然的，文化史家们一般认为，雅典人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欣赏生活享受生活的民族，这种自觉和有意识的训练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因此是全部希腊生活的写真和凝聚。
希腊的理想是人的全面发展，既着重肉体也尊重心灵，对个人的庄严和价值高度重视。正如伯里克利所说的：“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为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
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关心公共事务和研究哲学两件事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只要读一读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和《普罗塔戈拉斯》，就不难发现一些年轻的希腊人如何以经久热情，通过艰难的辩证法追求抽象的观念，他们不会因为长途迂回而感到厌烦，他们喜欢作细微的区别、巧妙的分析，要求精益求精，最高兴像蜘蛛织网那样的工作。以至于艺术史家丹纳认为希腊人是无事生非的雄辩家。不追求实用，对自然的认识绝非因为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腓尼基人长于经商，有一套数学用来算帐，埃及人会丈量，有一套几何学，但希腊人向他们学会了这些技术觉得还不够，他们不能满足于工商业上的应用，他们生性好奇，喜欢思索，要知道事物的原因和理由，要追求抽象的证据，探索从一个定理到另一个定理有哪些微妙的阶段。毕达哥拉斯在证明了“勾股弦定理”之后欣喜若狂，许下愿心要大祭神明；柏拉图看到西西里的数学家把他们的发明应用于机器，责备他们损害顾科学的尊严。希腊人第一次认识到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到达美好而高雅的精神状态的手段，他们从不考虑实用，总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
抽象的理智只是希腊人生活的一半，另一部分是身体的自由发展。希腊人是世界首先开始娱乐的人，而且规模宏大，全国各地都举行比赛。体育比赛有许多项目，如赛马、划船、火炬赛跑。音乐比赛，双方对唱，各显才能，压倒对手。舞蹈比赛，选手们在涂了一层油脂的此革上表演金鸡独立和全身平衡的动作。还有男子纵身跳跃，抢登奔驰中的战车。比赛种类之多，不胜枚举，至今还可以在雕塑作品中见到掷铁饼、驾驭战车、摔跤和吹笛人的舞蹈等等。大型比赛受到格外重视，一年四次，在规定的季节中举行，在此期间所有敌对行动一律休战，以保证人们毫无畏惧、安全地到场观看。“四肢健壮的青春”争夺竞争最激烈的荣誉而拼搏。它比任何其他东西更为人们所珍视，甚至打了胜仗的将军也愿意用自己的地位换取奥林匹克优胜者的荣誉，人们用野橄榄编织成的头冠奖给优胜者。这被伯里克利视雅典民主生活的一项内容：“当我们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字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
所以一个理想的希腊人同时是诗人、哲学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员，他们集多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一种，成为战士而不变成机器；成为舞蹈家而不是舞台上跑龙套的；成为思想家而不是书斋里的学究；决定国家大事而不是授权给代表；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向超人的威力低头，不为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他们的想法是：在呱呱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墓地之间的六、七十年中，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矫健、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感官、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体会的一切和美来点缀人生歌德由衷地赞叹：所有民族中，希腊人的生活之梦做得最好。
世界是美丽的，生活是欢乐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兴高采烈地生活。他们尽情享受着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快乐。这就是希腊人文主义的核心：此时此地的生活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向往的。在这个世界之外，希腊人认为一无所有。
在荷马史诗中，神明是快乐而长寿的神明，他们住在俄林浦斯山上狂风不到，雨水不淋，霜雪不浸，云雾不至，喝着琼浆玉液，吃着龙凤肝脯，听一群缪斯女神用优美的声音歌唱。希腊人心目的中的天国，是阳光普照之下永远不散的筵席，他们的宗教仪式是一顿快乐的酒宴，他们最隆重的赛会是上演戏剧，用悲剧表现伟大庄严的一面，用喜剧发泄滑稽和色情的一面，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反映了他们肉体生活的放纵。
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普遍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人生最大的幸福莫如在希腊人中享有财富、健康、声望，活到年老，把父母体体面面地送终，然后有子孙用同术体面的排场把自己送进坟墓。按政治家梭伦的说法，他认识的最幸福的人莫过于雅典的丹罗斯，因为他的城邦兴旺，儿子又美又有德行，他们也有了孩子，能守信家业，而他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兴旺地过了一辈子，结局也很光荣。雅典人的邻居埃留西斯人打仗，他出来效力，在赶走敌人的时候死了；雅典人在他倒下的地方为他举行国葬，把他大大表扬一番。
丹纳曾拿但丁来与荷马相比：但丁看到一个幻象，他走出我们这个渺小的暂时的世界，进入永恒的国土。他看到刑罚、赎罪、幸福，剧烈的痛苦和惨不忍睹景象使他心惊胆战，凡是执法者与刽子手逞狂怒和奇巧的幻想所能发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为之魂飞魄散。然后他升到光明中去，身体失去了重量，往上飞翔；听见灵魂化为飘飘荡荡的歌声与音乐，看到人的心灵变为一朵巨大的玫瑰，鲜艳的光彩便是天上的德性与威力，神圣的言语，神学的真理，在太空发出嘹亮的声音。理智在灼热的高空像蜡一般熔化了，象征和幻景互相交错，掩盖，终于达到一个神秘的令人晕眩的境界，整个诗篇就是从一个噩梦开始而以极乐告终的梦境。荷马讲特洛伊，伊萨卡岛和希腊的各处海岸，他的蓝本是稳定而具体的自然界：山脉的形状，海水的颜色，飞涌的泉水，海鸟栖宿的扁柏与榛树，他的诗歌处处脚踏实地，站在现实之上，他的史诗是历史文献，写的是他同时代的生活习惯，俄林浦斯山由的神明不过是一个希腊人的家庭。我们无需勉强自己，无需鼓起狂热的心情，就能发觉自己心中也有他所表现的感情，想象出他所描写的世界，包括战争、旅行、宴会、公开的演说、私人的谈话、一切现实生活的场景、友谊、父母子女之爱、夫妇的爱、追求光荣、需要行动、忽而发怒、忽而息怒，对迎神赛会的爱好、生活的兴致、以及纯朴的人的一切情绪，一切欲望。诗人把兴趣限制大一个看得见的范围之内，那是人的经验在每一代身上都能重新看到的，他不越出他所这这个范围，现世对他已经足够，“他世界”只是幽灵所住的渺茫的地方。
确实，希腊的世界是太美了，文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第一章、丹纳在《艺术哲学》第四编都以生花之笔描述过希腊美的环境。丹纳仿佛身临其境地写道：等到你望着碧蓝的南海，光辉四射，装扮得像参加盛会一样，如埃斯库斯所说的堆着无边的微笑，那时你被醉人心脾的美包围了，想表达这个美感，你就会提到生自浪花的女神的名字，跨出波涛使凡人和神明都为之神摇魄散的名字——阿芙洛狄忒。这位女神掌管爱与美正反映出希腊人对现世感性生活的爱是与美不可分的。
希腊人对他们的美是充分自觉的，他们是如此的爱美，以至于帕里斯的王子宁愿不做伟大的君主和勇敢的战士，却愿意拜倒在阿芙洛狄忒的石榴裙下做美女海伦的丈夫，甚至为了夺回绝美的海伦发动一场历时10年的远征战役，而人们在血流漂杵之际见到海伦的美艳后也不禁认为这场争夺战是值得的。伯里克利说过：我们是爱美的人；而忒拜城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准表现丑。柏拉图在《会饮篇》记载过对爱神的颂歌：自从爱神降生了，人们就有了美的爱好，从美的爱好就产生了人神所享有的一切幸福。在希腊人这里，凡是可以被提高为美的东西没有一点被隐蔽起来，美甚至成为一种功勋，一些人因为外表的某一部分特别美而得到另一个名字，一些地方举行美容比赛，当时的女诗人萨福写道：对我们而言，光明与美属于上天的愿望。参加克塞丰的酒宴的一位客人说：我宁可要美，也不要波斯国王的权力。雅典人对艺术的看重是举世公认的。有一个故事说一位雕刻家被控虐待一位青年（雅典公认虐待是罪大恶极的行为），他认了罪。但在辩护时，他把按照模特儿扭曲的姿式雕刻的那尊维妙维肖的石像拿出来给大家看，于是他就宽恕了。另一个真实的事情是，索福克勒斯因为向法庭念了他新近完成的一出剧中的一段，挽救他的财产被其儿子夺走的悲剧。
生活已经是美的了，但希腊人还不满足，他们还用艺术把美再提高一步。丹纳把希腊人的性格总结为三个特征：首先是感觉精细，善于捕捉微妙的细微的差别，这就能使艺术家能够以形体、色彩、声音、事故等元素或细节造成一个总体，用内在的联系把它们联结得非常紧密，使整体成为一个活的东西，在幻想世界中超过现实世界的内在和谐。其次是力求明白，讨厌渺茫与抽象，排挤怪异和庞大，喜欢明确而固定的轮廓。这就能使艺术家把意境限制在一个容易为了想象力和感官所捕捉的形式的之内，使作品能为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所了解。再次是对现世生活的爱好与重视，对人的力量的深刻体会，力求活静和愉快，这就使得艺术家避免描写肉体的残废和病态，而专门表现心灵的健康与肉体的完美，用题材固有的美加强后天表情的美。
希腊艺术都是唯美的，艺术家应该表现的是理想化的形象，他们把人当作宇宙中最重要的造物加以赞美。尽管许多雕刻描绘神，但他们的神是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赞美神也就是赞美自己。一尊希腊雕塑不是再现某个特定的人物，而是一种完美的人体，这种人没有皱纹、赘肉、疤痕或缺陷；希腊的建筑和雕刻都把平衡、和谐、秩序和中庸的理想具体化，他们厌恶无政府状态的过度和绝对的抑制。柏拉图问道：一个画家用高超的技巧画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人物，但他无法说明这样一个曾经存在过，这种情况会使这个画家变坏吗？戏剧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创造理想的典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要把人表现得好一些。希腊的庙宇是理想化的住所，建筑师们是从为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建造住所这一角度出发去设计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比例的，通过对各种线条、平面和堆块之间逻辑关系的精心组构，希腊庙宇取得了永恒性和紧固性的伟大成就，与短暂和杂乱的自然现象形成强烈对照；雕刻家不去表现婴儿期和老年期的人物形象，发育不全和衰败老朽这两个极端是不完善的象征，艺术表现的范围从17、18岁的体育健儿到处于成熟期的赫尔梅斯、阿坡罗和雅典娜，再到众神之父宙斯，都是生命盛期的健美形象。无形的音乐也具有这一理想，因为音调的基础是理智范畴的数学关系，美妙的音乐具有比它那瞬间即逝的特性所表征的价值更为永恒的审美价值。苏格拉底说过，让我们的艺术家成为一些具有辨别美和雅的真正特质的天才人物。这样，我们的青年人就将生活在健康的大地上，生活在优美的环境和音响之中，让他们接受一切美和善的东西。
但这又不是为艺术为艺术，希腊人认为艺术附丽于生活，生活就是伟大的艺术，他们的美感揉入了每一个碗和花瓶、每一座雕像和每一幅画、每一座庙宇和坟墓、每一首诗和每一出戏中；他们的艺术不是属于某一让人在罕有的美感的瞬间去凭吊的博物馆，而是存在于公民的实际利益与事业中，他们的“阿波罗”不是陈列室中的一堆石头，而是栩栩如生的他们所爱的神；艺术家不是局限在工作室、讲话不为一般所懂的隐士，而是公共场所人人可见的工程中参与各等工人劳动的工匠。
三 理性精神
超越巫术、奇迹、神秘、传统权威，发现并把理性用于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是希腊的主要成就。希腊人一刻也不怀疑，宇宙是一种秩序，一种和谐，是万物美妙而有规则的安排，因而是可以解释的。“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成为希腊理性的化身。希腊人相信，没有知识或不能自如地发挥理智的作用，就不会有人类的终结幸福，他们第一次把文化放在知识的基础上，没有不敢去探究的题目，没有任何应当排斥在理性探讨之外的问题，思想凌驾于信仰之上，逻辑和科学凌驾于迷信之上。在雅典的三种主要文化活动戏剧、艺术和哲学中，全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态度。
荷马史诗是希腊精神的塑造者。《伊利亚特》以诗歌的形式描写了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个片断。史诗的开头是：
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
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
无数的苦难，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
送往冥府，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
和各种飞禽的肉食，从阿特柔斯之子、
阿伽门农同神样的阿基琉斯最初在争吵中
分离时开始吧，就这样实现了宙斯的意愿。
荷马选取傲慢的阿伽门农与伺机报复的阿基琉斯之间的纠纷来表达一个普遍的法则：“致命的愤怒”招致无数的苦难。众神背后有一种幻影般的力量，甚至神也不能违背万物的秩序。荷马提出了以后成为希腊文明的一个基本观念：一切事物都具有普遍规律。德尔斐神庙有一句箴言叫“勿过度”。诗人和思想家全都要求希腊人勿存奢望、忌全福、勿陶醉、守节度。
希腊悲剧的基础正是这一信念：主宰人事的是法则而不是机会。悲剧描绘了人间的悲苦、弱点及其伟大，它们的主角是一个思考着的人他需要理解自身，解释自己的行为，分析自己的感情。埃斯库罗斯相信世界由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正义所统治，当个人表现得过于傲慢时，就会因为超过适度的界限而遭受惩罚，给在思考和行动时必须保持谨慎和谦虚。《俄瑞斯特》中说：人在“盲目”的怂恿下走向卑鄙与欲望的歧途，自然带来的悲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认为应该像雕塑的造型一样，个人也应该按比例来形成其个性特色。一旦这种和谐地为所破坏，那么个人就会因失去平衡而招致不幸。俄狄浦斯出世之前就被预言他将来会杀父娶母，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干了这些事。索福克勒斯要表明的不是命运的恶毒，而是在事件之间最复杂的以及表面上看起来纯属偶然的联系之中，有一种前后一致的安排，尽管我们或许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欧里庇德斯在他的悲剧中表现了人类复杂的情感世界，他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心胸中沸腾着的强烈的、魔力般的非理性，人类生存的最大悲剧就在于理性难以抗拒这种残忍的、能吞噬一切的感情，美狄亚喊道：“痉痛苦使我疯惫不堪。虽然我明白我要作一件多么残忍的事，但忿怒胜过我的理智，而它往往是人们最大灾难的根源。”也许正是考虑到悲剧中的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才说诗歌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而当代哲学家怀特海也才把悲剧诗人称为科学思维的真正奠基者。
同样，对形状和韵律、精密和清晰、和谐与秩序的感觉，是雅典艺术的依归。画是合理的线条，雕刻是对称的崇尚，建筑是大理石和几何学的结合雅典艺术没有感情上浮夸的表现，没有古怪的形式，没有刻意标新立意。希腊艺术的伟大，在于它是两种相反原则的调和，一方面是节制、明晰和心灵深得的严肃；另一方面是才华、想象、热情，所有的古典艺术都在很高的程度上具有理智的特质。建筑中的柱—楣系统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结构手段，建筑所设计的有序性重复原则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定理或柏拉图的对话同样具有逻辑性，一切建筑构件都极好地完成了它们各自的逻辑目的，其中毫无朦胧或神秘的因素。雕刻艺术当然要避免陷入刻板的数学之中，但它采用了某些对其特殊需要有益的定律，他们关于人体比例的概念是建立在对其整体与各部分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通过强调部分的从属性而不让任何部分居于支配地位，以保持整体的统一性。当人体被为一个整体，局部仅仅是富有表现力的一个部分，比如如果面部表现出太丰富的感情，就会失去整体的平衡。雕塑冷漠的面部表情和物假面具，目的是要保持这种平衡，有助于突出对类型的表现，而不是对个体的表现，从而避免了个体或部分表现出过分激烈的情感而破坏整体的和谐。在戏剧中，理性的阿波罗的对话与激动人心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合唱同时存在但即使在合唱中，音乐设计的错综结构和各部分复杂而有序的排列，都是以高度条理性的形式传达了戏剧的主题。在对话体的戏剧中，情节中的行动按照惯例将必然导向一种注定的结局。
显然，只有一个有理性的心灵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这就柏拉图说的，语文的美，乐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都要表现好性情，所谓好
参考资料：http://book.tiexue.net/archivenovels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