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串”，即男女错位的角色分工: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是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常见现象，并在宋元以降形成高峰。中国戏曲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祭祀仪式，其中己经孕育了戏曲表演的雏形，也出现了萌芽阶段的角色分工:在男日现，在女曰巫。现与巫在这种祭祀性的歌舞表演中分别担任了不同的职责，故云:“歌舞之事，合男女为之，其风甚古。”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私有制登上了历史舞台，原本以娱神为目的的祭祀歌舞蜕变成娱人而作的歌舞，帝王贵胃也可以享受歌舞之奉。《史记·殷本纪》载封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春秋时代有“女乐”、“郑声”等等。原本神圣的祭祀歌舞已经式微，原本身份尊贵的现巫也无可奈何地沦为卑贱的倡优之徒。与此同时，由于女性地位大不如以前，封建礼教对女性禁锢地特别厉害，因此除元代等个别时代，女性抛头露面出现在公共表演场所常常是不合伦常礼法的存在，于是女性渐渐绝迹于表演舞台，原本由女性扮演的角色往往用男性来替代，因此男性艺人方兴未艾。尽管他们服务的对象己不是神圣的神抵，而是世俗的帝王贵胃，但是他们取得了大众认可的职业身份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名称:“优”或称“徘优”、“倡优”。由于优都是由男性充任的，在需要模仿女性角色时也自然而然地由男性担当，这便成为后世戏曲舞台上“反串”演出的起源。
男扮女装在中国又有一个名称，叫“弄假妇人”。三国时期，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祖游戏，作辽东妖妇状，嬉裹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北齐时出现的《踏谣娘》戏是“丈夫著妇人衣，徐行入场’，。①《踏谣娘》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可见当时“反串”演出已经蔚然成风。隋唐之间，歌舞渐变为戏曲，优人也由原来被豢养的奴隶身份转变为来自民间的艺人。《隋书•音乐志》记载“及宣帝即位，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之伎，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戏乐过度，游幸无节焉。”②;《乐府杂录》记有名有姓者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三人“弄假妇人”。
南北朝时期随着异族逐鹿中原，儒家文化部分地丧失了它的统摄力，对女性的禁锢，没有那么严格，也出现了女性扮演者，据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今妇人为之(指踏谣娘剧)，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③。唐代男优、女伎各自为曹，不相杂也，因而出现男性角色的时候，女伎也不得不扮演男性角色。由唐至宋元，女性演员甚至一度取得了合法地位，她们的演出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她们作传的《青楼集》，据《青楼集》的记载:赵偏惜、朱锦秀、燕山秀，皆是旦末双全。故宋元以后男可装旦，女可为末。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礼教越发禁锢，男女不再合演，“反串”演出于是蔚然成风，尤其是男旦更是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明代中期正德、嘉靖以后，昆腔独霸剧坛，魏良辅创立的水磨调轻柔婉转，闲雅整肃，合中气十足的男性演唱。万历时期的曲论家潘之恒在其曲论著作《莺啸小品》中有诸多关于装饰华丽、音容具佳的男旦、男班的记录。也有专蓄女乐者，如伺御张岱家班有女优十三名，包揽生、旦、净、杂各种角色。《红楼梦》中梨香院里蓄养的十二名戏子也都是女子，其中藕官最擅长扮生角。清朝顺治年间，统治者通过对教坊反复裁革，最终确定了不用女乐的定制，于是年轻貌美的女伶被清婉媚的男子替代，男旦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四十四年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给久而生腻的昆腔和京腔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辞虽鄙狠，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清•昭桩《啸亭杂录》)。虽然男旦一度成为情色欲望的能指，但是随着四大名旦的崛起，男旦作为艺术载体的一面得到承认，“反串”成了一门严谨的艺术。
与戏曲本身一样，“反串”还有其宗教渊源。人类学家试图证明在母权、父会之前还有一个“双性同体”的崇拜系统。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认为在超越二元对立之上有一个“圆满和完整的双性同体”。在中国远古神话中，天与地本来是“混沌”一体的，后来才相互分离并成为单一性别的一对。佛教的雕像往往表现了一种超脱了性别的男女合一;佛教的僧侣和尼姑也无从区别，形成了一种第三性。列维•斯特劳斯(Levi一Starus)s在《悲郁的热带》中说佛教表达出一种宁静的女性，它似乎是从两性争斗中超脱出来的。佛教在中国广泛地流传，拥有众多的信徒。佛教的雕像是信徒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喜好雕刻出来的，它表明信徒们是以“超脱了性别的男女合一”为美，这为“反串”提供了审美心理依据。
“丈夫作闺音”和“女子铸伟词”的历史积淀。
参考资料：选自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易性乔装”剧之研究》 下自中国学术期刊网